楔子：养老院窗外的树
纪录片《基因围城·口述历史》片段
采访日期：2037年11月12日
采访对象：陈景明（89岁），前国家基因研究院副院长，“阿尔法项目”核心成员之一
采访地点：北京西山养老院
画面开始：
镜头从一扇窗推进。窗外是秋天的西山，枫叶正红，但窗玻璃上反射出一个老人的侧影——瘦削，白发稀疏，眼睛望着窗外，却又像什么都没在看。
画面切到室内。一个简洁的单人房间，书架上摆满生物学期刊和奖杯，但都蒙着一层薄灰。老人坐在轮椅上，腿上盖着格子毛毯。
采访者（画外音，声音温和）：“陈老，我们可以开始了吗？”
陈景明缓缓转过头。他的眼神浑浊，但偶尔闪过一丝锐利的光，像深潭底下还没熄灭的炭火。
“开始吧。”声音沙哑，带着老年人特有的震颤，“趁我还能说话，还能记得。”
镜头推近。老人的手放在轮椅扶手上，手背布满老年斑和凸起的静脉，像枯树根。
“您还记得第一次见到丁守诚教授是什么时候吗？”
陈景明沉默了很久。窗外的光线在移动，一片枫叶的影子滑过他的脸。
“1958年。”他开口，“北京大学，生物学系新生入学典礼。他作为优秀毕业生代表发言。那时候他25岁，穿着洗得发白的衬衫，但眼睛里有一种……光。不是普通的光，是那种要把世界看透、还要改变它的光。”
画面叠入黑白档案影像：年轻的丁守诚在台上发言，意气风发。字幕：“1958年，北京大学生物学系毕业典礼”
“那时候我们觉得，科学能解决一切问题。”陈景明继续说，“饥荒、疾病、愚昧……只要掌握了生命的秘密，人类就能走向完美的未来。”
他的手指无意识地敲击扶手，像在敲击看不见的键盘。
“我们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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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幕：实验室的灰尘
纪录片采用多线叙事：
A线：陈景明的口述
B线：历史档案影像（实验记录、会议纪要、照片）
C线：当代镜头（养老院日常、发光树、基因异常者后代访谈）
D线：树网的“记忆回放”（通过发光树荧光显现的片段化历史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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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线：
“1978年，‘阿尔法项目’立项。”陈景明的声音平静得像在读教科书，“表面上是‘优生学研究’，但实际上，丁守诚想要的是……进化加速。他说自然进化太慢，人类等不及。气候变化、资源枯竭、可能的星际竞争……我们必须主动改造自己。”
镜头转向书架上的一个相框：1979年项目组合影。十二个年轻人站在实验室门口，白大褂，笑容灿烂。陈景明指着照片最左边的一个圆脸女生：
“这是李秀英，我们组里唯一的女性研究员。她负责数据统计。1981年她怀孕了，丁守诚建议她用项目开发的技术做胚胎筛查，说可以确保孩子‘最优’。她拒绝了。”
陈景明停顿，眼睛看着虚空：“三个月后，她流产了。原因不明。又过了两个月，她辞职了，再也没有联系上。”
B线：
黑白照片：李秀英的工牌，上面有她的笑脸。档案记录：“1981年8月15日，李秀英研究员因个人原因离职。”字迹工整，冰冷。
C线：
现代北京，一个基因异常者互助小组聚会。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在发言：“我母亲叫李秀英。她1981年离开基因研究院后，一直害怕什么。她从不让我做任何基因检测，直到她2015年去世，才告诉我真相——她不是自愿离职的，她是发现了不该发现的东西。”
女人拿出一个老旧的笔记本，翻开其中一页，上面用娟秀的字迹写着：
“今天丁教授问我为什么不接受胚胎优化。我说：如果我的孩子需要被优化才能被爱，那可能不是孩子的问题，是这个世界的问题。他看了我很久，说：秀英，你会后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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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线：
“李秀英走后，项目进入了新阶段。”陈景明的声音更低了些，“丁守诚引入了外部资本。一个叫赵永昌的香港商人。钱来得很快，设备更新，实验室扩建，我们可以做更大胆的实验。”
他转动轮椅，从抽屉里取出一个铁盒，打开，里面是一些老照片和文件。
“1985年，我们培育了第一批经过基因筛选的胚胎。”他抽出一张照片，手在颤抖，“这是‘阿尔法-01’，第一个成功诞生的项目婴儿。我们叫他‘小明’——不是真名，是代号。”
照片上是一个新生儿，眼睛还没完全睁开，但额头上贴着一个标签：“α-01”。
D线：
养老院花园里的发光树突然发出强烈的荧光。路过的护理员惊讶地看着，树的光影在墙上投射出一个模糊的画面：婴儿培养箱，很多管子，一个戴眼镜的男人在记录数据——是年轻的陈景明。
护理员拿出手机拍摄，画面迅速在社交媒体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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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线：
“小明很聪明。”陈景明没有察觉窗外的异象，完全沉浸在回忆中，“六个月会说话，一岁能认字，三岁能解简单方程。我们很兴奋，觉得成功了。但四岁那年，他开始出现癫痫症状。”
他闭上眼睛：“我们检查了他的基因，发现一个编辑错误——我们在修改智力相关基因时，无意中破坏了一个神经保护序列。这种错误在动物实验中没有出现过，因为动物的大脑结构不同。”
“怎么处理的？”采访者问。
陈景明沉默了很久。窗外的光线暗了下来，像是要下雨。
“丁守诚决定……终止实验。”
“终止的意思是？”
“小明五岁生日后的第三天，我们被告知他转去了‘特殊疗养院’。我再也没有见过他。”陈景明睁开眼睛，里面有一种干涸的痛苦，“项目记录上写着：‘阿尔法-01因不可控并发症，实验终止。’”
B线：
档案翻页：“1989年3月12日，阿尔法-01号实验体转移至特别监护机构。备注：家属已同意。”
C线：
基因异常者互助小组里，一个年轻男人站起来：“我就是‘阿尔法-01’的儿子。我父亲去年去世了，死前他告诉我他的童年记忆——被关在一个白色房间里，每天做测试，吃药，不知道自己是谁。他一生都在寻找自己的出生证明，但永远找不到。”
男人拿出一张DNA检测报告：“我做了测试，我的基因里有明显的人工编辑痕迹。我想知道，那些决定创造我父亲又放弃他的人，晚上睡得着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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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幕：沉默的共谋
A线：
“小明的事情后，项目组有过一次内部讨论。”陈景明说，“我问丁守诚：我们是不是走得太快了？技术跑在伦理前面，会出事的。”
“他怎么说？”
“他说了一段我永远忘不了的话。”陈景明模仿丁守诚的语气，声音突然变得有力，像年轻人，“‘景明，所有革命都有代价。青霉素发现前，多少人死于感染？疫苗推广前，多少孩子死于天花？我们今天做的，和那些先驱一样——用少数人的痛苦，换多数人的未来。’”
“您认同吗？”
陈景明没有直接回答。他看向窗外，那里有一株新移植的发光树苗，正在微雨中发出柔和的荧光。
“我当时……沉默了。”他最终说，“因为我心里有一部分认同他。作为一个科学家，你太想看到自己的理论变成现实。你告诉自己，这些牺牲是必要的，是为了更大的善。”
他的手指又开始敲击扶手，这次更快，更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