颁奖典礼设在医院新建成的“生命之光”纪念馆玻璃穹顶下。
时间是傍晚六点，夕阳斜照，透过三百六十度弧形玻璃，在光滑的大理石地面上拖出长长的金色光影。穹顶正中央悬挂着一枚巨大的、用再生金属和发光树脂铸造的徽章——破损的DNA螺旋被橄榄枝环绕，下方镌刻着一行小字：“于破碎处见证完整”。
彭洁坐在第三排靠过道的位置。
她今天特意穿了那套深蓝色的护士长制服——不是新款的设计款，而是二十年前她刚晋升护士长时订做的那套。布料已经洗得有些发白，肘部有细微的磨损，但熨烫得笔挺。左胸口袋上方，别着一排早已不再颁发的年度优秀护士徽章，从1998年到2022年，二十四枚，像一串沉默的年轮。
“紧张吗？”身旁的苏茗轻声问。
彭洁摇摇头，目光平静地望着前方的主席台。台上空无一人，只有那枚被放大的徽章投影在背景屏上，缓缓旋转。她的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放在膝上的黑色丝绒盒子——盒子很旧了，边角已经磨损露出底色，那是她母亲留给她的首饰盒。
“我只是在想，”彭洁的声音很轻，“林晓月如果能看到今天，会说什么。”
苏茗沉默了。她想起那个雨夜，林晓月浑身湿透地冲进儿科值班室，怀里抱着发烧的婴儿，眼神里是走投无路的绝望。是彭洁毫不犹豫地收留了她们，用自己的值班休息室，用自己的名字开药，用自己的工资垫付了所有费用。
“她会为你骄傲。”苏茗终于说。
观众席开始陆续坐满。有穿着白大褂的医生护士，有西装革履的政府官员，有来自国际伦理委员会的观察员，还有几十个坐在轮椅或携带着便携医疗设备的“特殊来宾”——他们是基因编辑事件中确认的受害者或携带者，今天被特别邀请出席。
庄严从侧门走进来，在彭洁前一排坐下，回头冲她点了点头。他今天没穿手术服，而是一套简洁的深灰色西装，左胸别着一枚小小的、银杏叶形状的胸针——那是“基因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象征标志。
灯光暗了下来。
一束追光打在主席台左侧入口。主持人走上台，是卫生部部长本人。这位以严肃着称的老人今天罕见地没打领带，白衬衫的第一粒纽扣敞开着。
“各位同仁，各位来宾，”部长的声音通过扩音器传遍穹顶，“我们今天聚集在这里，不是庆祝胜利——因为在科学与人性的碰撞中，从来没有真正的胜利者。我们聚集在这里，是为了纪念一种勇气。”
彭洁的手指收紧了。
“在过去三年里，”部长继续说，“我们目睹了医疗史上最黑暗的秘密被揭开，见证了基因技术如何从治愈的承诺滑向控制的深渊。我们也见证了一些人，在所有人都选择沉默或转身时，选择了向前一步。”
大屏幕上开始播放剪辑片段。
那是监控录像的模糊画面：深夜的护士站，彭洁独自一人坐在电脑前，屏幕光照亮她紧锁的眉头。画面快进，日复一日，她在同样的时间出现在同样的位置，手指在键盘上敲击，时不时抬头警惕地看向走廊。
下一个画面是医院档案室。彭洁用手推车推着厚重的纸质病历册，一册一册地翻阅、拍照、记录。推车上的病历堆得摇摇欲坠，她的背影在如山堆积的纸张间显得渺小而执着。
再下一个画面，让观众席响起一阵低低的吸气声。
那是丁守诚办公室外的走廊。彭洁站在门前，手里捧着一叠文件。门开了，丁守诚出现在门口，脸色阴沉。两人对峙了十几秒——监控没有声音，但所有人都能从肢体语言中读出那种压迫感。然后彭洁深深鞠躬，依然将文件递了过去。
“她在递交举报材料。”苏茗在彭洁耳边轻声说，“那天之后，她的排班被调整到了最辛苦的夜班，所有晋升机会都被取消。”
彭洁只是静静地看着屏幕上的自己。
片段还在继续。地下车库，彭洁将一个U盘塞进一辆陌生车辆的门缝；医院后门，她将厚厚的信封交给一个戴帽子的男人；甚至有一次，是在医院顶楼天台，她将一沓文件撕成碎片，撒向风中——后来才知道，那是复印件，原件早已被她藏在七个不同的地方。
“她知道自己被监视，”庄严从前排转过头来，声音压得很低，“每一次传递证据，她都做好了被发现的准备。”
屏幕上最后定格的画面，是彭洁在ICU里为林晓月擦拭身体的背影。那个年轻的母亲已经失去意识，全身插满管子，彭洁却像对待新生儿一样，用温热的毛巾一寸一寸擦拭她的手臂，动作轻柔得近乎神圣。
画面旁边打出一行字：
“护理的本质不是技术，是在所有人都放弃时，依然选择靠近。”
灯光重新亮起。
部长走到讲台中央：“根据全球医疗伦理委员会、国际护理协会以及基因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联合决议，我们决定设立一枚特殊的勋章——‘生命守护者勋章’。它不表彰技术，不表彰成果，只表彰一种选择：在系统性的黑暗面前，选择成为光。”
他顿了顿，目光投向观众席：“今天，我们将颁发第一枚，也是唯一一枚。”
所有人的目光都转向了第三排。
彭洁缓缓站起身。
她手里捧着那个黑色丝绒盒子，一步一步走向主席台。深蓝色的制服在灯光下显得格外肃穆，二十四枚年度徽章随着她的步伐轻微晃动，发出几乎听不见的金属细响。
走到台中央，她没有立刻去接部长递来的勋章，而是先对着观众席，深深鞠了一躬。
直起身时，她打开了手中的丝绒盒子。
里面不是首饰。
是一叠用橡皮筋捆扎的、边缘卷曲的纸条。每一张纸条上都用不同颜色的笔迹写着名字、日期、症状、以及一个编号。
“这不是勋章，”彭洁的声音通过麦克风传开，平静得像在交接夜班报告，“这是名单。”
部长愣住了。
彭洁将盒子放在讲台上，解开橡皮筋，抽出最上面一张纸条。纸张已经泛黄，字迹是二十年前的圆珠笔留下的。
“李秀兰，女，四十二岁，2003年7月14日参与‘增强型代谢功能’基因编辑实验志愿者招募。”她念道，声音很稳，“编号A-037。实验后三个月出现不明原因肝功能衰竭，2004年1月去世。死亡证明上写的是‘病毒性肝炎’，但尸检报告被销毁。”
她从盒子里抽出第二张。
“张伟，男，三十八岁，2005年11月参与‘神经突触效率优化’实验。编号B-112。实验后出现进行性肌肉萎缩，被诊断为‘罕见型渐冻症’。2008年去世。他的妻子至今认为丈夫是得了怪病。”
第三张。
“陈芳，女，二十五岁，2007年参与‘胚胎端粒酶活性增强’实验——她是孕妇，实验对象是她腹中三个月的胎儿。编号C-009。胎儿五个月时发现全身性水肿，引产后死亡。陈芳本人患上严重产后抑郁，2009年跳楼自杀。”
彭洁一张一张地念。
每念一个名字，观众席上就有一个人的身体轻微震颤——那是受害者的家属，今天也被邀请来了。有人开始低声啜泣，有人捂住了脸。
盒子里的纸条仿佛取之不尽。二十年的实验，数百名志愿者，他们有的死了，有的残了，有的在漫长的后遗症中苟延残喘。所有人都被承诺是“最前沿的医疗研究”，所有人都签署了厚厚的知情同意书——虽然那些专业术语他们根本看不懂。
“王建国，A-089。赵敏，B-205。周涛，C-117……”彭洁的声音终于出现了一丝颤抖，但她没有停下，“林晓月，G-003。她的婴儿，G-003-1。”
念到这里，她抬起了头。
“这些人，有的我认识，有的我只在档案里见过。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彭洁的目光扫过观众席，“他们都信任了白大褂。他们都相信，医院是救人的地方。”
她将最后一张纸条举高。
那是一张空白的纸条，只在中央用红笔写着一个问号。
“而这一个，”彭洁说，“代表所有我们还没来得及发现的名字。所有档案被彻底销毁、所有痕迹被抹除、连一个编号都没留下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