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茗继续翻其他记录册。她发现了一个规律：所有记录到关键节点的实验，要么记录中断，要么页面被撕，要么转移到“备份实验室”。而“备份实验室”的地址各不相同，但最终都指向丁守诚控制的场所。
“他建立了一个影子实验网络。”庄严看着那些地址标记，“正式实验室负责合规部分，备份实验室负责越界部分。数据分开记录，人员分开管理。一旦出事，就切断联系，销毁备份记录。”
“但有些记录幸存下来了。”彭洁指着另一个盒子，“看这个。”
那是一本薄薄的笔记本，封面没有标题，只有一行手写的日期：1985.7-1985.12。
苏茗翻开。
第一页就让她屏住了呼吸。
那是一张铅笔素描：一个七八岁的小男孩躺在解剖台上，闭着眼睛，胸口有Y形切口。素描旁边用颤抖的笔迹写着：
“今天我解剖了自己的儿子。”
“李卫国，1985年7月16日。”
苏茗的手指开始发抖。她认出来了——那个小男孩的脸，和她童年记忆里模糊的孪生兄弟一模一样。
素描下一页是解剖记录：
“尸体解剖发现：全身性水肿，内脏器官异常增大，细胞核内有外源基因片段插入……死因：基因编辑引发的免疫系统过度反应……”
再下一页，是一段话：
“志坚（丁守诚长子）今天来找我，说事故报告已经处理好了，让我不要声张。他说这是为了科学进步必须付出的代价。我问他：谁付代价？他说：历史会判断。”
“历史不会判断，历史只会被书写。” 李卫国的笔迹在这里变得狂乱，“而书写历史的人，永远是有权力的人。所以真相必须被隐藏，直到权力无法触及的地方。”
笔记本的最后几页，是基因序列图。
不是标准的ATCG序列，而是一种更复杂的、三维的双螺旋结构图。图上标注着一些点，用线连接到旁边的注释：
“记忆编码位点”
“情绪存储序列”
“跨代遗传标记”
“生物存储接口”
这是发光树的最初设计图。
李卫国在儿子死后，开始设计一种无法被篡改的记忆存储系统。他把儿子的基因序列作为模板，把人类的记忆编码进生物结构，创造出一种既像植物又像动物、既能存储数据又能传递信息的嵌合生命。
树不是意外。
这是李卫国对儿子之死的漫长哀悼，也是对真相可能被掩埋的终极反抗。
苏茗合上笔记本，久久说不出话。
档案库里的尘埃在阳光中缓缓飘浮，像无数微小的记忆碎片，寻找着降落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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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树的记忆
夜晚，编纂委员会的核心成员聚集在发光树下。
树比白天更亮了。荧光从树干内部透出，沿着树皮的纹路流淌，在枝条末端汇聚成光点，像挂满了蓝色的灯笼。树叶在夜风中沙沙作响，每一声都像在诉说。
“怎么访问树的记忆？”庄严问。
苏茗B走上前。她今天没戴帽子，让所有人看清她和本体苏茗几乎一模一样的脸。她伸出手，掌心贴在树干上。
“不需要访问。”她闭上眼睛，“树一直在输出。只是大多数人接收不到。”
“你能接收到？”
“我能。”苏茗B的声音变得遥远，“因为我的基因里有一段和树同源的序列。那是李卫国用他儿子的基因设计的‘接收器’。”
她深呼吸，开始描述：
“树在播放一段记忆……1985年7月14日，下午3点17分。实验室里，李卫国的儿子——李远——站在离心机前。机器在高速旋转，里面是编辑过的胚胎干细胞。他看了看手表，对旁边的助手说：‘再有三分钟就完成了。这次的数据很重要。’”
苏茗B的额头渗出细汗。
“助手是个年轻人，二十多岁，脸上有青春痘。他问：‘李老师，这些细胞……将来会变成人吗？’李远笑了：‘不知道。也许会，也许不会。科学就是探索未知。’”
“离心机的转速显示：rp。正常范围。温度：37度。正常。”
“然后……警报响了。不是离心机的警报，是隔壁培养室的。有培养箱温度失控。李远对助手说：‘你去看看，我在这里盯着。’”
“助手离开。实验室里只剩李远一个人。他看着离心机，哼着歌。是一首老歌……《送别》。”
苏茗B的身体开始轻微颤抖。
“离心机的转速突然飙升。从跳到，，……李远扑向控制台，但已经来不及了。转子失去平衡，机器开始剧烈震动——”
她猛地睁开眼睛，大口喘气。
“然后呢？”彭洁轻声问。
“然后记忆就断了。”苏茗B摇头，“树只存储了到爆炸前的那一刻。后面的部分……太痛苦，树可能选择性地遗忘了。或者，李卫国在编码时，无法面对儿子死亡的瞬间，所以跳过了。”
庄严也把手放在树上。
他什么也感觉不到，只有树皮的粗糙和微微的温热。但就在他准备收回手时，突然有一瞬间的恍惚——
不是图像，不是声音，而是一种……情绪。
深沉的悲伤。
无尽的悔恨。
以及一种超越时间的、父亲对儿子的爱。
那种爱没有被死亡切断，反而因为死亡变得更强烈，强烈到要用四十年时间，设计出一棵会发光的树，来存储无法说出口的道歉。
“树在哭。”苏茗B说，眼泪流了下来，“我能感觉到……树在为所有在实验中逝去的生命哭泣。不只是李远，还有那些志愿者，那些胎儿，那些因为编辑基因而生病、而死去的所有人。”
夜风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更响了。
那声音不再只是风吹叶动，而是像无数人在低语，在诉说，在请求被记住。
马国权——那位因基因实验失明、又因发光树技术重见光明的老人——慢慢走到树前。他看不见，但他抬起脸，朝向树的方向。
“我在南非时，”他缓缓说，“参加过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听证会。受害者讲述遭遇，加害者坦白罪行，然后……不一定原谅，但至少承认。那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但痛苦之后，伤口才能开始愈合。”
他伸出手，摸索着碰到树干。
“树在做同样的事。它在举行一场跨越时间的真相听证会。所有声音都被存储在这里，所有记忆都被保留。不评判，不原谅，只是……记录。”
他转向编纂委员会的人。
“所以你们编纂《基因围城》，不是在创造历史，而是在翻译。把树的生物记忆，翻译成人类能理解的语言。把沉默的存储，变成能发声的见证。”
彭洁点头。她从包里取出那枚勋章——真正的勋章，不是复制品。她走到树前，挖开一小块泥土，把勋章埋了下去。
“这是给所有没被记录的名字的。”她说，“给那些档案里只有一个编号的志愿者，给那些同意书上只有指纹没有签名的家属，给那些因为‘医学进步’而被牺牲的普通人。”
泥土盖上，勋章消失。
但树的一根枝条低垂下来，恰好悬在那片泥土上方。枝条尖端，一个新芽正在萌发，泛着微弱的荧光。
像在致意。
像在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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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1—第一行字
编纂委员会的临时办公室里，庄严坐在电脑前。
文档是空白的。
标题已经打好：《基因围城：1980-2024基因实验事件全记录》。
副标题：第一卷：起源与失控（1980-1999）。
光标在闪烁，等待第一行字。
庄严的手指放在键盘上，但迟迟没有按下。
该从哪里开始？
从第一个违规实验？从第一个被隐瞒的事故？从第一个被伤害的生命？
还是从更早的地方——从人类第一次想要修改自身基因的那个念头开始？
苏茗走过来，递给他一杯茶。
“写吧。”她说，“就从你知道的开始。从你作为医生、作为亲历者、作为……实验体的角度开始。”
庄严看着她，又看向窗外。
夜色中，发光树像一座蓝色的灯塔，安静地站立在废墟与重建之间。它的光芒不刺眼，不炫耀，只是存在着，提醒着，见证着。
他转回头，看向屏幕。
手指落下。
键盘发出清脆的敲击声。
第一行字出现在屏幕上：
“这一切开始于一个简单的问题：如果我们可以修改基因，我们应该修改吗？”
“但没有人问另一个问题：如果我们修改了，谁来决定什么是‘应该’？”
光标继续闪烁。
历史开始被书写。
而窗外，树在风中轻轻摇晃，荧光粉末飘向夜空，像在为那些无法亲自书写的人们，撒下沉默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