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清晨六点零七分的换药车
彭洁推着换药车穿过儿科三病区走廊时，右小腿的旧伤又开始隐隐作痛。
那是三年前的一次夜班，一个躁狂发作的家属抡起输液瓶砸向值班护士，她冲上去挡，金属杆砸在小腿筋骨上。骨折愈合了，但每到阴雨天，或是站得太久，骨头深处就会传来那种钝钝的、不容忽视的疼。
像某种身体记忆，提醒她这个职业需要付出的代价。
换药车的轮子在抛光地板上发出规律的咕噜声。车里整齐码放着无菌敷料、碘伏棉球、生理盐水、各种规格的注射器。最上层放着一本边缘磨损的笔记本，里面记着每个病房特殊病人的注意事项：3床对胶布过敏，要用低敏敷料；7床的血管细得像头发丝，静脉穿刺得找最有经验的护士；12床的妈妈有听力障碍，沟通时得放慢语速让她读唇形……
这些细节，医院的信息系统里没有记录。
它们只存在于彭洁这样的老护士的记忆里，存在于那些被翻得卷边的笔记本里，存在于清晨六点零七分推着换药车走过寂静走廊的脚步声里。
“彭姨。”
轻轻的一声呼唤。彭洁回头，看见值班护士张小雨从护士站探出头。小姑娘眼圈发黑，显然又是一夜没合眼。
“36床又不肯睡觉？”彭洁问。
“闹到凌晨四点。”张小雨压低声音，“非说窗户外头有人盯着他。镇静剂用了，心理科也来会诊了，没用。”
彭洁点点头，从换药车下层拿出一个铁皮盒子。打开，里面是五颜六色的折纸星星。
“白血病那个孩子折的。”她把盒子递给张小雨，“跟36床说，这是‘守夜星星’，放在枕头底下，坏人就不敢来了。”
“这……有用吗？”
“医学上没用。”彭洁推着车继续往前走，“但有时候，病人需要的不是医学。”
她说话时没有回头，所以没看见张小雨愣在原地，眼眶突然红了的样子。
二、七点二十分的血迹
外科重症监护室，七点二十分。
庄严刚完成一台通宵手术，白大褂上溅着已经发黑的血迹。他靠在走廊的墙上，手里拿着一杯早已凉透的咖啡，眼睛盯着对面墙上“医者仁心”四个大字。
仁心。
这两个字他写了三十年。医学院毕业典礼上宣誓时写过，第一次主刀成功时写过，收到患者感谢信时写过，在医疗纠纷调解书上被迫写过。
但今天凌晨四点十七分，当他站在手术台前，看着那个二十三岁年轻人的胸腔在自己手下打开时，他突然不明白这两个字的意思了。
车祸，多发伤，肝脾破裂，失血性休克。手术做了五个小时四十三分钟，输了相当于全身换血两次量的红细胞。年轻人的生命体征一度变成一条直线，除颤仪用了三次，强心针推了不知道多少支。
最后救回来了。
暂时。
但庄严知道，就算活下来，这个年轻人也要带着终身残疾活下去：脊髓损伤，下半身瘫痪的概率超过八成。而撞他的司机，一个同样二十出头的送餐员，因为疲劳驾驶，现在躺在楼下的急诊科，颅内出血，生死未卜。
两家人都在手术室外等着。一家是建筑工人父母，攒了一辈子钱供儿子读到大四；一家是单亲妈妈，儿子初中辍学就开始打工养家。
救谁？怎么救？救了之后呢？
“庄主任。”
一个声音把他拉回现实。是ICU的护士长陈红，五十多岁，和彭洁同期进院的老人。她手里拿着记录板，脸上是那种见惯了生死的平静。
“13床醒了。”陈红说，“问他的腿还能不能动。”
庄严沉默了三秒。
“你怎么回答的？”
“我说，先活下来，活下来才有机会想以后的事。”陈红看着他，“对吗？”
“对。”庄严把凉咖啡一饮而尽，苦涩的味道从喉咙一直烧到胃里，“也不对。”
他走向洗手间，准备洗把脸。镜子里的男人眼窝深陷，胡茬斑白，白大褂领子上还沾着一点没擦干净的血迹。
这就是仁心吗？用一双沾满血的手，去决定另一个人的人生质量？
手机震动。是苏茗发来的信息：“女儿昨晚发烧，三十八度五，用了退烧药，现在睡了。你那边怎么样？”
庄严盯着屏幕看了很久，最后只回了两个字：“活着。”
三、八点十五分的谎言
儿科病房，八点十五分。
苏茗把体温计从女儿腋下取出，对着晨光转动水银柱：三十七度二，降下来了。
她松了口气，这才感觉到后背已经被冷汗浸透。女儿睡着后，她其实一夜没合眼，每隔半小时量一次体温，用温水擦身，喂水，观察呼吸频率。
这是她作为母亲的一面。
而作为医生的一面，她的大脑在同时处理另一组数据：女儿的基因镜像现象最近三个月趋于稳定，但每次发烧，基因谱上的几个特定标记就会出现波动。那种波动模式，和三个月前医院那场“婴儿微笑”事件中检测到的生物场频率，有微弱的相似性。
这意味着什么？她不知道。庄严不知道。全世界可能都没人知道。
“妈妈。”
女儿醒了，迷迷糊糊地叫她。
“嗯，妈妈在。”苏茗俯身，额头贴着女儿的额头试温度，“还难受吗？”
“梦见我和那个小弟弟一起玩。”女儿的声音带着睡意，“他在发光，我也在发光。我们在玩……拼图？不对，是拼基因序列。A和T是一对，C和G是一对……”
苏茗的心脏漏跳了一拍。
“然后呢？”
“然后他哭了。”女儿皱起小小的眉头，“说他的妈妈不见了。我说我的妈妈在，可以分一半给你。他就笑了。”
苏茗把女儿搂进怀里，抱得很紧。
“妈妈，”女儿在她耳边小声问，“我是不是和别人不一样？”
这个问题，苏茗被问过很多次。从女儿三岁确诊罕见病开始，从第一次基因检测报告出来开始，从发现镜像现象开始。
她每次都给出医生式的、严谨的回答：“每个人都有不一样的地方，你的不一样在于……”
但今天，她说了另一个答案。
“是，你和别人不一样。”苏茗的声音很轻，但每个字都清晰，“但不一样不是坏事。就像……就像世界上有彩虹，有七种颜色，如果只有一种颜色，那多无聊啊。”
“那我是什么颜色？”
“你是……”苏茗想了想，“你是那种会在深夜里自己发光的颜色。很特别，很漂亮。”
女儿笑了，满足地闭上眼睛，又沉入睡眠。
苏茗坐在床边，看着女儿熟睡的脸。窗外的阳光一点点移进来，照在孩子柔软的头发上，照在她因为发烧而泛红的脸颊上。
这个瞬间，她突然明白了彭洁那些折纸星星的意义。
医学有边界。科学有盲区。基因编辑、克隆技术、嵌合体伦理……所有这些宏大的命题，在某个具体的、发烧的孩子的床前，都会坍缩成最朴素的问题：怎么能让她舒服一点？怎么能让她不害怕？怎么能让她在知道自己“不一样”的情况下，依然爱自己？
而答案，往往不在论文里，不在实验室里。
它在清晨六点零七分的换药车里，在沾着血迹的白大褂上，在一个母亲彻夜未眠的守候里，在一句“你很特别很漂亮”的谎言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