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纪元13年7月15日，14:00】
【地点：和解公园·母树北侧“十年石”环形空地】
【气象：阴。空气指数：良。树网情绪底色：期待与不安交织（淡金与暗灰波纹）】
雨滴敲打在刻满名字的“十年石”上，顺着石缝汇入底部早已干涸的许愿池。池底积了十三年的灰尘，被雨水冲开，露出池壁上一行潦草的、用荧光树汁写就的字迹，如今早已黯淡：
“十年后，此地，见证我们是否配得上这新生。”
落款：庄严、苏茗、彭洁、林曦、马国权、米拉·夏尔马、艾琳娜·冯·里希特、丁氏家族代表、克隆体代表（苏茗-A）、法律之子（苏明）。以及最后一个名字，笔迹最轻，几乎被风雨磨平：“以及所有未亡之魂。”
苏茗撑着伞，站在雨里，看着那块石头。她今年五十二岁，鬓角已见清晰的白丝，但眼神比十年前更沉静，像深潭。她身边站着已经二十一岁的林曦，青年身形修长，穿着简单的白色亚麻衬衫，左手手腕上戴着一枚不起眼的黑色生物腕带——那是第三代“树网调谐器”，能帮助他过滤99.7%的无意识记忆回响。他的眼睛是浅琥珀色的，在阴天里也像蓄着微光，那是深度共生者的生理特征。
“他们迟到了。”林曦轻声说，声音温和，带着年轻人少有的沉稳。
“不是迟到。”苏茗看着空无一人的环形空地，“是有人不会来了。”
十年之约，是当年技术伦理委员会决议通过、新生文明艰难起步时，由庄严发起，所有核心人物附议的约定。像一场自我审判：十年后，回到一切开始（或者说重新开始）的地方，看看这个世界被他们改变的痕迹，审视自己是否在混乱中坚守住了底线，是否让那些牺牲值得。
约定的时间是下午两点。现在，两点十七分。
彭洁没来。她于五年前病逝，葬在公园西侧她自己种下的那棵发光树下。葬礼简单，按照她的遗嘱，墓碑上只刻了两个字：“护士”。她的“记忆排异反应”持续了两年，最终身体无法负荷早期实验遗留印记与死亡新记忆的冲突，器官缓慢衰竭。临终前，她在书网里留下了最后一段公开记忆碎片，内容是她年轻时第一次为病人成功穿刺时的喜悦。碎片至今仍在记忆库“医护之光”分区循环播放，点击量超过八千万次。
马国权没来。三年前，他在全球巡回演讲途中遭遇极端保守主义者炸弹袭击，虽然“光明之心”学院的紧急医疗团队保住了他的生命，但新植入的感官增强系统严重受损，他再次陷入黑暗，并伴有严重的创伤后应激障碍。如今他隐居在学院深处，拒绝一切外界接触。他最后一篇公开发表的文章标题是：《当光明成为负担》。
克隆体代表“苏茗-A”没来。七年前，她选择接受实验性“人格融合治疗”，试图与苏茗本体达成更深层的意识和谐。手术失败，她的意识消散，只留下一段未完成的数字画作，名为《镜中涟漪》。画作在去年拍出天价，所得全部捐给了嵌合体权益基金会。
丁氏家族代表换了三次，最终出席的是一位十八岁的女孩，丁守诚的曾孙女，轻度嵌合体，目前就读于基因艺术学院。她站在远处廊檐下，戴着降噪耳机，低头刷着个人终端，对这场聚会显得疏离而漠然。
法律之子“苏明”——苏茗解冻培育的孪生兄弟——没来。他在三年前正式与苏茗法律解除“监护与代理”关系后，前往海外参与一项跨国基因法编纂项目，行踪成谜。上个月他曾发来一条加密信息，只有三个字：“对不起。”
艾琳娜·冯·里希特主席没来。她于两年前退休，隐居南太平洋某小岛，彻底切断与树网的连接，据说是为了“品尝真正的、不被任何记忆回响污染的孤独”。她的退休报告最后一页，用铅笔写着一行小字：“我制定了规则，却无法承受规则塑造的世界。这是我的失败。”
米拉·夏尔马没来。她在一年前主动申请加入一项深空探测计划，作为随船哲学家，前往柯伊伯带研究“树网结构与宇宙星系网络的可能同源性”。出发前，她在树网里留下一段意识广播：“如果文明是一棵树，我们可能只是它无意中掉落的一颗种子。我要去看看，森林到底有多大。”
现在，雨中，站在“十年石”前的，只有苏茗和林曦。
哦，还有一个人。
庄严从雨幕深处走来，没打伞，身上那件穿了十几年的旧夹克已经湿透。他六十五岁了，背有些佝偻，但步伐依然带着外科医生特有的稳定节奏。他走到石前，目光扫过那些缺席的名字，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都到齐了。”他说，声音沙哑。
“除了我们三个，都缺席了。”苏茗纠正。
“缺席也是一种道场。”庄严伸出手，触摸石头上彭洁的名字，“彭姐用死亡赴约。马国权用创伤赴约。克隆体用消散赴约。艾琳娜用逃离赴约。米拉用远行赴约。苏明……用他的‘对不起’赴约。丁家用一个陌生女孩的冷漠赴约。”
他收回手，雨水顺着指尖滴落：“他们都在用各自的方式，回答十年前的问题：我们配得上这新生吗？”
林曦开口：“树网过去十年的记忆情绪分析报告显示，全球范围的‘希望’与‘焦虑’指数曲线，始终紧密缠绕，像DNA双螺旋。进步与代价从未分开。新生儿基因异常率下降37%，但基于基因特征的新型歧视案件上升了400%。记忆回响技术帮助破获了1249起悬案，但也导致了至少331起严重隐私侵权和精神伤害诉讼。发光树网络修复了八千平方公里的荒漠，但在另外十七个地方引发了地质灾害……”
“数据说明不了我们是否‘配得上’。”庄严打断他，转向苏茗，“苏医生，你觉得呢？这十年，你看着女儿长大、结婚、生下第一个带有微弱镜像基因的孩子；你参与制定《全球记忆伦理公约》，看着它如何在现实中被扭曲、被利用、被抗争；你治疗了无数被记忆回响困扰的孩子，也亲手签下过对滥用该技术者的谴责声明。你觉得，我们赢了吗？还是输了？还是……根本没有输赢，只有一团需要不断修补的混乱？”
苏茗沉默了很久，雨声填充着寂静。她看向林曦，青年对她微微点头，腕带上的指示灯规律闪烁——他在主动过滤掉此刻可能涌入的、来自过去十年相关记忆的干扰。
“我女儿的孩子，”苏茗缓缓说，“今年三岁。她有一项‘能力’——她能在发光树下，让周围三米内的人短暂‘看到’彼此最快乐的一段童年记忆。不是回响，是分享。自发的、无恶意的、建立连接的分享。她不懂什么伦理公约，也不知道她曾外祖父丁守诚做过什么。对她来说，这就像呼吸一样自然。”
她停顿，雨水沿着伞骨滑落：“十年前，我们争论的是该不该‘允许’这样的能力存在，该如何‘控制’它。而现在，一个孩子天生就带着它，并用它带来了微小而真实的快乐。这是进步吗？是的。但这能抵消马国权遭遇的炸弹吗？能弥补彭姐承受的痛苦吗？能让那个因为记忆回响曝光了家族丑闻而自杀的年轻人复活吗？不能。”
“所以答案是什么？”庄严追问。
“没有答案。”苏茗摇头，“只有过程。我们十年前种下了一颗种子，它长成了一棵枝桠扭曲、既结果实也生蛀虫的树。我们无法为整棵树负责，只能继续修剪虫枝，浇灌果实，并接受它永远不可能长得笔直、完美。‘配得上’？这个问题本身，可能就是我们旧时代思维的残影——总想给事情一个明确的评判、一个终极的结局。但新生文明……可能就是一场没有结局的、永远在失衡与再平衡中摇摆的舞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