宸乾元年五月，京城国库的朱漆大门被推开时，一股混杂着霉味与灰尘的气息扑面而来。阳光斜斜照进库房，光柱里浮动的尘埃像迷路的飞虫，落在堆至房梁的账本上——最上面那本的封皮已经褪色，只模糊能看清“康熙五十九年”的字样，翻开内页，里面只草草写着“盐税若干”“商税若干”，既无明细，也无凭证，活像本随手涂鸦的草稿。
灵汐站在库房中央，指尖拂过一本摊开的江南盐税账本，指腹沾了层薄灰。账本上“江南盐税年收二百万两”的字迹刺得她眼疼——她从漕运记录里查得，江南每年运出的盐量足有六百万担，按朝廷早年定的“每担抽税五钱”算，年应收三百万两。这一百万两的差额，像个无底洞，悄无声息地吞噬着国库的收入。
“这些账本，就是本糊涂账。”身后的户部主事老李苦笑着摇头，手里捏着块布，徒劳地想擦去账本上的灰，“之前的官要么懒，要么怕得罪人，账本只记个大概，谁也不愿细查。江南盐商跟地方官勾得紧，把该交的税银私分了，咱们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国库就空了，百姓的日子就难了。”灵汐的声音很轻，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坚定。她出身江南商户世家，从小跟着父亲管账，最清楚“糊涂账”背后的猫腻——小商贩月赚五十两，税吏能逼着交十两；大绸缎商月赚五千两，却只交五十两，全凭税吏的心情和商户的“打点”。
当天下午，灵汐抱着整理好的账本和漕运记录，踩着碎步去了御书房。胤宸正对着江南水患的奏报皱眉，见她进来，忙放下朱笔：“怎么样，国库的底摸清了？”
“摸清了，是烂底。”灵汐把账本摊在御案上，翻到江南盐税那一页，指尖点着数字，“陛下您看，江南盐税年应收三百万两，去年只收了二百万两，剩下的一百万两，被盐商和地方官分了。还有京城大栅栏的绸缎商张老板，每月给税吏塞十两银子，才少交了一半税；卖糖葫芦的李大爷，月赚三十两，税吏非要他交五两，不交就砸他的摊子。”
胤宸看着账本上的数字，眉头越皱越紧。他知道国库空虚，却没想到混乱到这个地步——税收本是国之根本，如今却成了官商勾结的肥肉，百姓被盘剥，朝廷却得不着实惠。“那你有什么法子？”他抬眸看向灵汐，眼里满是信任——潜邸时，灵汐就帮他理过私账，从来没出过差错，她的心思细，又懂商情，定有办法。
“臣想拟一份《商业税收章程》，按营业额收税，明码标价，谁也不能多收，也不能少收。”灵汐说着，从袖中取出一份折叠整齐的草稿，展开在他面前，纸上的字迹工整，还画着简单的税率表，“具体是这样：营业额不足一百两的小商贩，免交商业税——像李大爷那样的，就不用再交税了；一百两到一千两的，收百分之一；一千两以上的，收百分之二。盐、铁是专营品，单独定税，盐每担收五钱，铁每斤收二分，一分都不能少。”
她顿了顿，指着草稿上“税票”二字，眼神亮了些：“最关键的是税票——由官府统一印制，上面印着防伪的缠枝莲纹，还有‘宸乾元年’的印章。商户交税后，税官必须当场开具税票，写清商户名、营业额、交税额和日期。商户拿着税票，要是税吏再敢额外勒索，就可以持票去监察卫告状，一告一个准。”
胤宸仔细看着草稿，越看越满意。这法子既照顾了小商贩，又管住了大商户和税吏，公平合理，还能堵住私吞的漏洞。“就按你说的办。”他拿起朱笔，在草稿上批了个“准”字，“先在京城试点，要是效果好，再推到各省。需要什么支持，尽管跟朕说。”
得到胤宸的首肯，灵汐立刻行动起来。她从户部抽调了二十名精通算数的官员，在国子监旁设了个临时的“税票印制局”，亲自盯着工匠刻版、印票；又选了十名细心的吏员，培训他们如何计算营业额、如何开具税票，反复强调“不能多收一分，也不能少开一张”。
试点的第一站，灵汐选了京城最热闹的大栅栏。这里商户云集，有卖绸缎的、卖茶叶的、卖瓷器的，还有各种小摊贩，最能体现税收混乱的问题。她亲自带着吏员们上门宣讲章程，第一个去的就是绸缎商张老板的店铺。
张老板的店铺不算小，柜台上摆着各色绸缎，却没什么客人——前几日税吏刚来过，要他交一百两税，他只交了五十两，塞了十两银子才了事，心里一直提着心，怕税吏再来找茬。见灵汐带着人进来，他以为又是来催税的，忙不迭地要去拿银子。
“张老板，不用拿银子。”灵汐笑着拦住他，递过去一份《商业税收章程》，“咱们现在按新章程收税，明码标价。您上个月的营业额是五千两，按百分之二算，该交一百两税——之前您每月给税吏塞十两，才交五十两，现在按章程，您得交一百两，但以后再也不用给税吏塞钱了，也不用怕他们找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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