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功会的喧嚣与荣光，如同一次盛大而温暖的涨潮，汹涌地漫过了牧场第七生产队的每一个角落，浸润了每一颗与有荣焉的心。
然而，潮水总有其抵达的边界，当它在主连队食堂的灯火与欢笑中达到顶点时，也无可避免地，将某些被遗忘在更远处、冰冷礁石缝隙中的阴影，冲刷得愈发清晰、孤寂、触目惊心。
白玲没有出席那场盛宴。她没有资格，更没有心力。
在收获日当天，当那金黄色的山峦在阳光下刺目地堆起，当“三千一百零八斤”的数字如同惊雷般炸响在旷野，当人群爆发出几乎要撕裂苍穹的欢呼，当所有的目光，无论是狂热的、敬佩的、还是折服的，都如同聚光灯般投向那个她曾经处心积虑想要打压的身影时……
她站在人群最边缘的阴影里，感觉自己整个人的存在，连同那些深植于心底的嫉恨、不甘与精心构筑的优越感，都在那一刻被那实体的、辉煌的丰收景象，碾压得粉碎，化为齑粉。
她甚至没有等到最终数据完全公布，便在人群开始沸腾前，像一道褪色的影子，悄无声息地、脚步虚浮地提前离开了那片令她窒息的土地，独自走回了七连。
如果说牧场第七生产队的主连队是这片冻土上艰难建立起的、尚存人间烟火与集体温暖的“前沿堡垒”，那么七连，便是堡垒之外，直面真正荒原的、最前哨的观察哨，或者说，是流放之地。
这里地处牧场最北端，地势更高，毫无遮拦。来自西伯利亚的寒风，一年中有大半年可以毫无阻碍地长驱直入，刮起“大烟炮”时，天地混沌一片，分不清方向。
居住条件比主连队还要简陋许多，大多是早期拓荒时匆匆挖掘的“地窝子”，半截在地下，以土为墙，覆以草顶和油毡。
夏天闷热潮湿，蚊虫肆虐；冬天则阴冷刺骨，即便在炕洞里填满柴火，墙壁上依然会凝结出厚厚的白霜。
饮用水是从几里外一个苦涩的浅水洼里拉来的，常年带着泥沙和一股挥之不去的碱味，烧开后壶底总有一层白垢。
每日的劳动，是开垦“生荒地”。那些从未被犁铧触碰过的、板结如铁的原始冻土。工具是沉重的十字镐和钢钎。一镐下去，往往只在灰白色的地表留下一个浅白的印记，震得人虎口发麻，双臂酸软。
一天下来，手掌磨出血泡，血泡又磨成厚茧，浑身骨骼像是被拆散重组，每一寸肌肉都呐喊着酸痛。在这里，卫生条件是一种奢望，指甲缝里永远嵌着洗不净的黑泥，头发被尘土和汗水黏结，脸上和手上迅速被北国的风霜与强紫外线雕刻出粗糙的纹路和晒斑。
往日里在文教岗位上，靠着一点点特权与心思维持的整洁、体面、以及那种区别于普通农工和知青的“优越感”，在这里被迅速而彻底地消磨殆尽，露出狼狈而真实的底色。
初到七连时，白玲心中还残存着一丝不肯认输的倔强，或者说，是不切实际的幻想。
她试图用更卖力的劳动、更“积极”的表现来证明自己，来争取那个渺茫的“早日离开这里，回到相对舒适岗位”的机会。她咬着牙，挥动着对她而言过于沉重的镐头，手上磨出了血泡也不吭声；她抢着去做最脏最累的活，试图引起连队领导的注意。
然而，“严重警告”的处分决定，如同一个烧红的、无法抹去的烙印，深深地刻在了她的档案上，也刻在了周围每一个人的认知里。
七连的连长和指导员，对她客气而疏远，交代工作一板一眼，绝不多说一句题外话，更谈不上任何额外的关照或培养。同屋的几个女伴，起初或许还有些好奇，但很快便在得知她的“事迹”后，变得敬而远之。
她们会在她进屋时停止交谈，会在分配集体劳动时下意识地不与她一组，会在夜晚的地窝子里，隔着昏暗的油灯光，用眼角余光悄悄打量她，那目光里没有恶意，只有一种清晰的划清界限的淡漠。
在这里，没有人愿意与一个“犯了严重思想错误”、“企图诬陷功臣”的人过多接触，那可能带来不必要的麻烦，甚至影响自己的前途。她成了一个无形的“绝缘体”，被孤立在集体生活的边缘。
最残酷的折磨，并非来自艰苦的劳动或恶劣的环境，而是那些偶尔从主连队传来的、零零碎碎的消息。它们像一根根纤细却无比锋利的针，穿透荒原的距离和七连的闭塞，精准地刺穿她早已千疮百孔、勉强维持平静的心防。
有时是来七连运送物资或传达指示的通讯员，随口提起：
“嗨，你们是没看见，主连那边现在可红火了！苏技术员又带着人搞什么‘品种对比圃’，营部的领导都来参观学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