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千一百零八斤”。
这个数字，如同一块密度惊人的陨石，被投入了北大荒看似沉寂、实则涌动着变革渴望的广袤湖面。
最初在第七生产队内部激起的震撼巨浪尚未完全平息，其引发的、更为隐秘而持久的涟漪，便已越过田垄与草场的边界，以这个时代特有的、混合着组织渠道与民间口耳相传的方式，向着更辽阔的区域迅速扩散开去。
起初，它还只是周边几个生产队、牧场之间，人们在歇晌时、在煤油灯下，带着将信将疑语气传播的“神话”。
“听说七队那边……亩产上了三千？”
“瞎扯吧？咱们最好的年景也就五百顶天！”
“真的！我二舅在七队喂马，亲眼看见的！土豆堆成了山！一个叫苏晚的女技术员搞出来的！”
惊叹、质疑、好奇，在寒风中发酵。
然而，当营部主要领导带着工作组，亲自来到第七生产队，站在那片已然收获完毕的试验田边，听完马场长汇声汇色的汇报，又细细查验了那份盖着红章的正式报告，并亲眼抚摸了仓库里留作种薯的、那些个头匀称皮色光亮的“金疙瘩”之后，“神话”便被赋予了官方的、不容置疑的权威。
营长在全体干部会议上的那句“科学种田的典型，要大力总结推广”，如同一声发令枪。
马场长敏锐地抓住了这股东风。
他开始在各种场合，营部的生产调度会、牧场的干部碰头会、甚至与兄弟单位的联谊会上，不再仅仅是骄傲地宣布那个数字，而是有意识地将“苏晚同志的系统化管理方法”、“精细化的水肥控制”、“基于数据的决策”这些新鲜而具体的词汇，连同那个传奇般的产量，一起抛出去。
他的话语，如同一枚枚精心投掷的石子，在更大的水面上激起了更广泛的回响。
奇迹本身或许令人望而生畏，但创造奇迹的“方法”，那些可以被分解、被学习、被因地制宜应用的“门道”，却像黑暗中划亮的火柴，瞬间点燃了所有务实农垦人心底最灼热的渴望：谁不想让自己负责的土地多打粮？谁不想让自己麾下的职工吃饱饭？
很快，苏晚便清晰地感觉到，她和她所代表的那套技术体系，不再仅仅属于第七生产队，甚至不再仅仅属于这个牧场。一种无形的、却又实实在在的引力，开始从四面八方汇聚到她身上。
最先到来的是邻近红星牧场的场长，姓高，一个皮肤黝黑、脾气爽直的关东汉子。他没有提前发公函，而是直接带着他们场里唯一一位上过农校的技术员，骑着马，顶着深秋的寒风，一路打听，径直找到了正在仓库里整理种薯的苏晚。
“苏晚同志！可算找到你了！”高场长跳下马，也顾不上寒暄，大手一挥，“快，带我们看看你那块‘宝地’！”
他们围着那片已经翻耕过、准备越冬的空旷试验田，来来回回走了好几圈。高场长甚至蹲下身，抓起一把黑土，在手里捻了又捻，放在鼻子下闻了闻。那位年轻的技术员则拿着个小本子，飞快地记录着田块的方位、坡度、垄沟的走向。
然后，问题便如同连珠炮般向苏晚袭来：
“苏晚同志，你们用的种薯，是自己留的还是外调的？有啥特别要求不？”
“这地秋翻深度多少？底肥怎么下的？用的是啥肥？比例咋定的？”
“灌溉！我们最头疼的就是水！你们那套‘定时定量’到底咋操作的？依据是啥？有没有个标准？”
“听说你们还搞什么‘叶面追肥’？那是啥玩意儿？管用吗？成本高不高？”
他们的眼神里没有丝毫客套或怀疑，只有一种近乎饥渴的、对实用知识的迫切需求。高场长搓着粗糙的大手，语气从最初的急切，渐渐变得近乎恳切：
“苏晚同志，不瞒你说，我们红星牧场，地薄，水缺，产量一直上不去，职工日子紧巴。你这套‘法子’，我们看了，听了，觉得不是玄乎，是实在！
你能不能……把你那个什么‘标准操作流程’，给我们抄一份？让我们带回去，照着试试？哪怕……哪怕只能学到五六成，产量能提个三五成，我老高，还有我们全场职工，都得记你一辈子好！”
苏晚被他们的真诚和急切打动。她领着他们回到连部那间临时腾出的“技术交流室”，摊开自己那一摞摞写得密密麻麻的记录本和整理好的图表，尽可能清晰、系统地讲解起来。没有保留，没有藏私，从理论依据到实际操作细节，甚至包括她曾经走过的弯路和教训，都一一坦诚相告。
红星牧场来访，仿佛打开了一道闸门。紧接着，更远一些的东方红农场、建设兵团某部下属的农业连队、乃至隔着一个县境的劳改农场……各种盖着不同单位红印章的公函、介绍信，开始像深秋的雪片一样，络绎不绝地飞到马场长的办公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