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比田的方案像一块投入平静深潭的巨石，在牧场激起了远超苏晚预料的涟漪。
然而，在周遭的议论纷纷和目光聚焦中，苏晚并未急于拉开这场公开较量的序幕。她深知，在这片即将被无数双眼睛审视的土地上，真正的胜负手往往在种子落入泥土之前就已悄然埋下。
而其中最关键的一环，是如何将那看不见摸不着的生长过程，变得清晰可见、纤毫毕现、无可争议。
得到马场长的首肯、团队也完成了初步的场地勘察与边界划定后，苏晚没有立刻召集众人宣布规则或开始耕作。
她反而将团队的日常工作暂时交给石头和吴建国协调，自己则连着几个晚上，将自己关在那间兼做办公室的宿舍里。
煤油灯橘黄的光晕摇曳至深夜，映照着她伏在吱呀作响的旧木桌前的身影。面前摊开的，是粗糙的稿纸和从连部后勤科特意领来的、质地厚实但边缘毛糙的账册纸。她眉头微蹙，全神贯注，手中的钢笔在纸上划过，不时写下又重重划掉，留下道道深思的痕迹。
“记录……必须要有系统性的记录，而且是能够进行严格对比的记录。”她低声自语，声音在寂静的房间里显得格外清晰，仿佛在与脑海中那个严谨的科学家父亲对话，又像是在艰难地梳理着自己纷繁的思绪，
“光靠最后收获时过秤称出的那个总重数字，太单薄，太容易被归因于‘运气’或‘地好’。过程……从第一锹土翻起，到最后一颗土豆入筐，每一个关键环节，都必须清晰，可追溯，可量化对比。要让任何事后的质疑、争论，都能在这些逐日累积的记录中找到确凿的答案，或者，暴露出无法回避的问题。”
她闭目凝神，努力回想父亲实验室里那些用特定格式装订、字迹一丝不苟、数据排列如士兵队列般整齐的实验记录簿。
那种属于精密科学的、近乎刻板的严谨性与可重复性的精神，此刻被她执拗地、艰难地试图移植到这片粗犷、多变、千百年来更习惯于依赖模糊经验与直觉把握的黑土地耕作现实中。
这绝非易事，甚至有些格格不入。
她需要设计出一种“杂交”体系：既能科学地捕捉影响作物生长发育的关键环境变量与农艺操作数据，又必须适应当前有限的物质条件（没有精密仪器）、参差不齐的文化水平（许多老农甚至不识字），最终要被理解、被接受、被相对准确地执行和填写。
一连几个晚上，她都在不断地勾画、修改、推倒重来。煤油灯的光将她的影子放大，投在斑驳的土墙上，像一位孤独的绘图师在描绘一幅前所未有的地图。
石头和孙小梅中间进来送热水，好奇地问她在忙什么。
苏晚便将自己那些画满了各种格子、符号和简写文字的草稿推给他们看，并尽可能用最通俗的语言解释着：
“你们看，这里要记‘行距’和‘株距’，就是每行土豆之间、每棵土豆之间的距离，不能光说‘差不多’，得实际量了记下来，比如‘行距70厘米，株距32厘米’。”
“这里是‘基肥用量’，不能只说‘上了粪’，得记清楚是什么粪（猪粪、牛粪、还是混合粪），大概每亩用了多少担，是怎么施的（撒施还是沟施）。”
“出苗以后，要记‘首次出苗日期’，然后过几天还得抽样数一数，算出‘出苗率’，比如一百个种薯坑，出了八十五棵苗，出苗率就是85%。”
“长了虫子或得了病，要记下是什么病什么虫，哪一天发现的，用了什么法子治（打药还是人工捉），效果怎么样。”
“最后收的时候，不光记总产量，最好还能随机拔几棵，数数一棵结了几个土豆，称称平均一个多重，看看土豆长得匀不匀、光不光滑……”
石头听得直挠后脑勺，黝黑的脸上堆满了实实在在的困惑，瓮声瓮气地说：“苏晚姐，种地……还得这么‘算计’着来？往常咱们不都是看着地、估摸着干吗？这一笔一划地记，比打算盘还麻烦，能多打粮食？”
他骨子里还是觉得，力气和时间应该花在舞弄锄头铁锹上，而不是摆弄纸笔。
孙小梅则听得眼睛微微发亮。
她虽然一开始也觉得这些概念陌生，但出于对苏晚毫无保留的信任，以及她自身对条理性、细节和“把事情弄清楚”的天然偏好，她努力地记忆、理解着那些陌生的词汇和它们背后串联起来的逻辑。
“苏晚姐，我明白了，”她小声说，带着点怯生生的兴奋，“就像……就像给每块地、每棵苗建个‘户口本’和‘病历本’，它什么时候‘出生’，吃了什么‘饭’，生了什么‘病’，长了多高多重，都记下来。最后一看，就知道它为什么长得好，或者为什么没长好。是这意思吗？”
苏晚赞许地看着孙小梅：“小梅，你说得很对，就是这么个意思。不过不是一本，是两本完全一样的‘户口本’，一本给老法子那块地，一本给新法子这块地，放在一起比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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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为民偶尔会从外面兴冲冲地跑进来，带些他打听到的关于对比田的各方反应，看到苏晚设计的表格草稿，总会大呼“专业！太有科学范儿了！”，并热心地建议：
“苏晚，咱们是不是可以加点儿更直观的东西？比如，用画几个小太阳表示晴天，画几朵云下雨滴表示下雨，用不同数量的圆圈或者三角代表施肥的多少？这样就算不识字的老乡，大概也能看明白每天干了啥、天气咋样！”
赵抗美则会在更晚的时候，结束他自己的资料查阅后，过来静静地看一会儿苏晚的设计稿。他推推眼镜，目光锐利地扫过每一栏，然后冷静地提出意见：
“苏晚，这里‘叶色变化’的描述太主观，‘深绿’、‘浅绿’不同人看可能标准不同。我建议可以尝试制作一个简易的比色卡，哪怕是用不同深浅的绿颜料涂在硬纸板上，作为参照。
还有‘土壤墒情’，除了手感描述，或许可以统一规定‘手握成团，落地散开’为一类，‘手握勉强成团’为一类，‘手握不成团’为一类，尽量标准化。另外，所有涉及数量的记录，必须从一开始就统一单位，比如重量用‘斤’或‘克’，面积用‘亩’或‘平方米’，不能混用。”
这些来自团队成员、角度各异的零星建议，如同细小的溪流，汇入苏晚思考的江河，被她仔细甄别、吸收、融合。
在反复的打磨、推敲，甚至激烈的自我否定与重建后，一份在这个时代、这个具体环境背景下堪称独特甚至有些“超前”的《第七生产队马铃薯新旧种植方法对比田生长记录表（暂行）》终于诞生了。
表格采用了连部所能提供的最为结实的牛皮纸，通过蜡纸细心刻版，再用油墨一张张印制出来。
整份表格格式清晰而严谨：纸张顶端是醒目的标题和“甲区（传统法）/乙区（新法）”的鲜明标识，下方则列出了田块编号、实测面积、前茬作物等基础信息。再往下，便是左右完全对称、如同镜子两面般排列的两大主栏，分别对应着即将展开较量的双方。
每一主栏内，纵向细分的观测记录项目虽多，却毫不杂乱，严格依照时间流程与农事操作的内在逻辑井然排列。
第一阶段聚焦于播种准备与实施，涵盖土地处理的日期、方式（是牛耕还是人挖）、深度估测和平整情况；基肥施用的日期、粪肥种类、每亩用量以及施用方式；种薯处理的来源、挑选标准简述、切块与消毒所用材料（如何种灰）；以及播种作业当天的日期、天气、所用工具、实际测得的行距株距平均值、播种深度范围和总下种量。
进入第二阶段苗期管理与观测，记录重点转向出苗情况，包括首次见苗日期和一周后通过抽样点数计算得出的出苗率；间苗定苗的日期、遵循的原则（是去弱留壮还是等距留苗）以及最终的留苗密度；还有早期管理的首次中耕除草日期与方式，以及若进行了首次追肥，其日期、种类与用量。
第三阶段生长关键期的记录更为细致。水肥管理需记下每次灌溉或追肥的日期、具体原因（如遇干旱或叶色发黄）、操作方式（沟灌或泼浇）以及用量或浓度；病虫害监测则要求记录发生日期、种类、危害程度描述（轻、中、重）、所采取的防治措施（具体药剂名称或土法）以及防治后的效果评估；植株长势则通过定期（如每半月）抽样测量株高、茎粗，对照比色卡记录叶色，并注明封垄日期等。
最后的第四阶段，收获测产与品质评估，需要记载收获作业的日期、天气、所用方式（纯人工或部分机械）及参与人数；产量测定包括总收获重量、实测面积和折合亩产；品质抽样则要求随机抽取一定数量植株，记录其单株结薯数、单薯平均重量，并描述薯块大小均匀度、表皮光滑度、芽眼情况等。此外，还专门设有“特殊情况备注”栏，以备记录天气突变、意外损伤等非常规事件。
整个表格的设计充分考虑了实际可操作性：大量采用了预设的选项框（供打√选择）、数字填空格、简单的趋势符号（如↑↓→）以及周为民所建议的简易天气图示和数量符号，旨在最大限度降低填写难度，适应不同的文化水平。
苏晚亲自用钢笔蘸着浓黑的墨水，在蜡纸上一笔一划、极其工整地刻写下底版，孙小梅则在一旁屏息协助，确保无误。
虽然油印机颇为简陋，但印出的数十份表格却字迹清晰，线条分明，捧在手中，既能感受到纸张特有的粗砺质地，又能闻到油墨微涩的气味，整体透着一股不同于寻常生产通知的、郑重而沉甸甸的分量。
一切文书准备妥当，苏晚才通过马场长，再次正式召集相关人员和感兴趣的职工。
地点特意选在那两块对比田的田头，让所有参与者站在即将展开较量的“擂台”旁，亲身感受这份试图规范过程、定格事实的规则的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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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下午，春寒依旧料峭，北风掠过空旷的田野，毫无阻碍地穿梭，吹得田埂上的枯草瑟瑟作响，也吹得人们裹紧了身上的棉衣。
马场长披着厚重的军大衣，站在人群中央略高的田埂上，几位连长、生产队长簇拥左右。
曹大爷被几个同样满脸风霜的老伙计陪着，蹲在人群稍外围的另一处田埂上，自顾自地吧嗒着旱烟，白色的烟雾刚吐出就被风吹散，他眯着眼望着前方，仿佛眼前的热闹与他无关。
更多的牧工、知青、家属闻讯而来，围成了一个松散的大半圆，交头接耳的“嗡嗡”声与风声混在一起，各种各样的目光，好奇、怀疑、期待、看热闹、不以为然，在苏晚、那两块被木桩和绳子清晰分割的空地、以及她手中那叠厚厚的纸张之间来回逡巡。
苏晚走到人群前面，没有多余的寒暄或开场白。
她先是将印制好的记录表，郑重地分发给前排的马场长和几位主要干部，然后示意孙小梅和石头，将另外一部分表格递给围观的人群传阅。
纸张在人们手中传递，发出“沙沙”的轻响，许多人接过，费力地辨认着上面密密麻麻的内容，脸上露出茫然、惊奇或觉得好笑的神情。
“马场长，曹大爷，各位领导，同志们，”苏晚的声音在风中扬起，并不特别洪亮，却带着一种经过深思熟虑后的沉静与不容置疑的认真，
“咱们这两块对比田，很快就要开始播种了。怎么种，各凭本事，各按各法，之前都说清楚了。但今天，在动第一锹土之前，我想请大家再看看这个——”
她举起手中一份同样内容的表格，让它在风中微微展动。
“种下去之后，从出第一棵苗，到收最后一颗薯，这中间小半年里，两块地每一天是怎么变的，我们每一次是怎么管的，我希望，能借由这份表格，原原本本、清清楚楚地记录下来。”
她展开表格，用手指沿着上面那些分门别类的项目缓缓移动，同时向众人解释，声音平稳而清晰：“大家可能觉得麻烦，觉得种地没必要搞这么复杂。
我理解。
但这套东西，不是为了绑住谁的手脚，也不是信不过谁几十年攒下的经验或拍胸脯的保证。恰恰相反，它是为了给咱们这场实实在在的、摆在太阳底下的较量，请来一位最公正、最沉默、但也最较真的‘裁判’。”
她停顿了一下，目光扫过曹大爷那边，又看向更远处众多普通职工的面孔：
“这个裁判，不是我苏晚，不是场长，也不是任何一位领导。
它就是这些一点一滴、白纸黑字、谁也涂改不了的时间、数字和事实。
今天施了多少肥，记下来；哪天浇的水，记下来；什么时候发现的虫子，怎么治的，记下来；苗子哪天长了多高，叶子啥颜色，记下来……
等到秋天，秤杆子一抬，产量数字出来的同时，我们回头翻看这些记录，就能清清楚楚地看到：
为什么这边产量高？
是因为基肥施得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