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后时分的居委会办公室，像一只被太阳烤得发蔫的、勉强维持着体面的旧藤箱。
空间不大，长方形，墙壁刷着半截草绿色的油漆，下半截是颜色更深的墨绿，油漆已经有些剥落，露出底下灰黄色的腻子。天花板很高，悬着一只蒙着厚厚灰尘和蛛网的日光灯管，没开灯，室内光线主要靠南面两扇高大的、装着铁栅栏的窗户。
此刻，窗帘半拉着——不是那种轻盈的布料，而是厚重的、暗红色的绒布，边缘已经磨损起毛，颜色也褪得发暗。阳光被窗帘过滤，只剩下一种浑浊的、带着暖意的昏黄光线，斜斜地切割着室内空间。光柱里，无数灰尘在缓慢地、无目的地飞舞，像一群疲倦的、金色的浮游生物。
空气里弥漫着一种混合型的气味。最底层是陈旧木家具、受潮文件和灰尘混合的、类似于老图书馆的味道；中层是劣质茶叶反复冲泡后留下的、带着涩味的茶垢气息；最表层，则是一股淡淡的、类似廉价花露水或香皂的味道，大概是用来掩盖前两种气味，却只形成了另一种并不更令人愉悦的、甜腻的覆盖。
办公室里摆放着几张深棕色的、漆面斑驳的办公桌，桌面上堆着高低不一、杂乱无章的文件袋、登记簿、茶杯和钢笔。靠墙立着几个高大的、深绿色的铁皮文件柜，柜门紧闭，锁孔闪着冷冰冰的光。墙角放着一个竹编的暖水瓶壳，旁边是搪瓷脸盆架，盆里搭着一条半干不干的、印着模糊红字的毛巾。
安静。一种充满纸质窸窣和压抑呼吸的安静。
只有墙角那台老式座钟，“咔哒、咔哒”，以它那永恒不变的、近乎折磨人的节奏，切割着凝滞的时间。偶尔，有纸张翻动的轻微“沙沙”声，或者钢笔尖划过纸面的、干涩的摩擦声。但这些声响，反而更衬托出那种事务性的、缺乏人情的寂静。
王主任就坐在靠窗那张最大、看起来也最凌乱的办公桌后面。
她是一个五十岁上下的女人，身材微胖，穿着洗得发白的灰色确良短袖衬衫，领口扣得严严实实，袖口挽到小臂。头发在脑后梳成一个紧紧实实的圆髻，用黑色的发网兜着，一丝不乱。脸上皮肤有些松弛，眼角和嘴角有深深的、向下的纹路，显得严肃而疲惫。她戴着一副老花镜，镜片很厚，此刻滑到了鼻尖，她正微微低着头，透过镜片上方，看着手里一份文件，眉头微蹙，嘴唇紧抿着，形成一道严厉的直线。
她的面前，摊开着几份表格和文件，旁边放着一个印着红色“为人民服务”字样的搪瓷茶杯，杯口边缘有一圈深褐色的茶垢。她的手边，还放着一支红色的圆珠笔和一支黑色的钢笔，笔帽都拧开了，像是随时准备批注或修改。
整个办公室，连同王主任本人，都散发出一种公事公办的、不容置疑的权威气息，以及一种深沉的、被无数琐碎纠纷和棘手难题磨砺出来的疲惫感。
黄玲就是在这个时候，轻轻敲了敲那扇敞开的、油漆剥落的木门。
“咚咚。”
声音很轻，但在寂静的办公室里，显得格外清晰。
王主任没有立刻抬头，只是眉头几不可察地蹙了一下，像是被打断了某种需要高度集中注意力的思考。她依旧看着文件，手里那支红色的圆珠笔，无意识地在纸页边缘点了一下，留下一个极小的红点。
过了两三秒，她才极其缓慢地、像是从某种深沉的公务状态中抽离出来，抬起头，目光透过老花镜的上方，投向门口。
看到是黄玲，她脸上那种严厉的、沉浸于事务的表情，并没有立刻改变，只是眼神微微闪动了一下，似乎有一丝极淡的、介于“预料之中”和“略有意外”之间的情绪掠过。但她很快调整了面部肌肉，嘴角向上扯动，形成一个标准的、职业化的、但并不十分热情的浅笑。
“哦，是庄老师家的啊。”她的声音不高，有些沙哑，带着长期说话形成的、公事公办的平直语调，“进来吧。有什么事？”
语气平和，听不出特别的情绪，既没有拒人千里的冷淡，也没有过分热络的亲近。就是那种对待前来办事的普通居民的标准态度。
黄玲心里微微紧了紧，但面上丝毫不显。她脸上也浮现出一个恰到好处的、带着一点谦和与歉意的笑容，迈步走了进去。
她今天特意穿了一件颜色素净、式样普通的浅蓝色短袖衫，头发梳理得整整齐齐，手里拎着那个平常买菜用的布口袋，看起来就是一个再寻常不过的、来咨询事情的居民主妇。
“王主任，打扰您工作了。”她的声音放得轻柔，带着适度的恭敬，“有点事……想跟您请教一下。”
“坐吧。”王主任指了指办公桌对面那张漆面磨损得更厉害、椅腿有些摇晃的木椅子。她自己则把手里那份文件合上，放到一边，又摘下老花镜，放在眼镜盒里，发出轻微的“咔哒”声。这个动作，像是暂时将“办公状态”切换到“接待居民状态”。
黄玲依言坐下，将布口袋放在脚边，双手规矩地放在膝盖上。她能感觉到木椅的坚硬和冰凉，也能更清晰地闻到空气里那股混合的、令人并不舒适的气味。
王主任身体微微后靠，靠在同样陈旧但垫着厚垫子的藤椅背上，双手交叠放在腹部，目光平静地看着黄玲，等待着她的“请教”。她的坐姿透着一种掌控感，一种见惯了各种诉求和纠纷的、冷静的审视。
办公室内一时间安静下来，只有座钟的“咔哒”声，和窗外远处隐约传来的、模糊的市声。
“是这样的，王主任，”黄玲开口，语速不快，声音清晰，带着一种努力组织语言、力求表达准确的谨慎，“关于这次分房的打分排名，公示我们看了。心里……有些不太明白的地方，想来问问您，看是不是我们理解错了政策，或者……哪里做得还不够。”
她选择了最稳妥、最不会引起对方反感的切入方式——不是质疑，不是指责，而是“请教”和“自我检查”。
王主任的脸上没什么变化，只是微微点了点头，示意她继续。
“我们家的情况，您也清楚。”黄玲继续说道，语气里带着一点恰到好处的困惑和无奈，“我和老庄，工龄不算短，职称也符合要求，两个孩子虽然还小，但户口都在这里。我们想着，按政策，怎么也不至于……排到那么靠后。看到那个第五的排名，心里确实……有点慌，也有点想不通。”
她停顿了一下，观察着王主任的反应。
王主任依旧没什么表情，只是交叠的手指，极其轻微地动了一下。她端起那个搪瓷茶杯，喝了一口茶，动作缓慢，仿佛在借着喝茶的时间思考如何回应。茶杯放回桌上时，发出“嗒”的一声轻响。
“政策是死的，打分是综合的。”王主任开口，声音平稳，像在复述一份文件，“工龄、职称、现有居住面积、家庭人口，特殊贡献，各项权重不一样。你们家……人口这一项，只有四个，图南的户口不在本地，不算在内。这一项上，确实不占优。”
她的解释很官方，挑不出错处，但也等于什么都没解释。
黄玲点点头，表示理解，但脸上的困惑并未散去：“这个我们明白。人口少，分数低，我们认。可是……”她稍微加重了一点语气，但依旧保持着请教的态度，“王主任，我就是想问问，这个‘家庭人口’的认定，是以什么为准呢？是户口本？还是……别的什么证明材料？”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关键，也非常尖锐，直指可能的操作空间。
王主任的目光，在黄玲脸上停留了一瞬。那双有些浑浊、但依旧锐利的眼睛里，似乎有什么东西微微闪烁了一下，像是平静湖面被投入一颗小石子，激起了极细微的涟漪，但很快又归于平静。
她没有立刻回答，而是再次拿起茶杯，慢慢地喝了一口。这一次，喝茶的时间似乎更长了一些。
然后，她放下茶杯，声音依旧平稳，但语速放慢了一些，像是每个字都在斟酌：
“原则上，当然是以公安机关核发的、最新的户口登记为准。”她强调了“公安机关”和“最新”这两个词，“这是最权威的，也是我们审核的基础。”
她顿了顿，目光似乎飘向了窗外，又似乎只是随意地扫过桌上那堆杂乱的文件。
“不过呢，”她话锋极其轻微地一转，语气里带上了一点不易察觉的、类似于“体谅办事人员难处”的意味，“有些情况，也比较复杂。比如，长期实际共同居住的亲属，可能因为历史原因、政策原因，户口一时没迁到一起。这种情况下，如果能提供充分的、真实有效的证明材料，比如单位证明、街道证明、或者……其他一些能够佐证亲属关系和共同居住事实的材料，经过我们严格审核，核实无误后，也是可以作为参考依据的。”
她说得很绕，很官方，但每个词都值得玩味。“原则上”和“基础”，“真实有效”和“严格审核”，“参考依据”而非“认定依据”。既说明了规矩，也留出了可能的“口子”，同时又强调了审核的严格性。
黄玲的心，微微沉了一下。王主任这番话，听起来像是在解释政策，但隐隐地，似乎也是在解释为什么吴珊珊的“材料”可能被接受——如果她能拿出那些“真实有效”的、“能够佐证”的证明材料的话。
“哦……是这样。”黄玲做出一副恍然又有些茫然的样子，“那审核起来，一定很麻烦吧？要核对那么多材料，还要辨别真伪。”
“是啊。”王主任轻轻叹了口气，这口气叹得有些意味深长，带着一种基层工作者特有的、面对复杂人情和繁琐事务的疲惫，“尤其是一些补充材料，交得晚的，或者……看起来比较‘周全’的，审核起来，就要多费点心思，多花点功夫。得反复看，反复核对，不能光看表面，得看到根子上去，看到原始的底子上去。”
“反复看”，“反复核对”，“看到根子”，“原始底子”……
这些词，从王主任嘴里说出来，配上她那略带疲惫和深意的语气，黄玲瞬间就听懂了其中的弦外之音。
王主任不是在泛泛而谈。她是在暗示。
暗示她对某些“周全”的、晚交的材料，已经起了疑心，正在“反复核对”，并且，提醒黄玲，最终要以“原始底子”为准。
这就是她今天来这里，最想得到的态度和信息。
“王主任您辛苦了。”黄玲适时地表达了一句体谅，语气真诚，“为了咱们巷子这些事，您肯定没少操心。”
王主任摆了摆手，脸上那职业化的浅笑似乎真切了一点点，但也只是一点点：“分内的事，应该的。关键是，要把事情办得公平、公正、公开，让大家都心服口服。”
她又强调了“公平、公正、公开”这三个词，目光似有若无地扫过黄玲，带着一种审视，也带着一种……期待？
期待什么？期待有人能提供更多线索？期待有人能站出来，让某些“不公”暴露在“公开”之下？
黄玲的心跳，微微加速。她知道，时机差不多了。
她稍稍调整了一下坐姿，身体微微前倾，声音压得更低了一些，带着一种分享秘密般的、谨慎的口吻：
“王主任，有件事……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说了可能显得我多心。但既然说到审核材料，我就顺便提一句，您听听就好。”
王主任的目光骤然锐利起来，像探照灯一样聚焦在黄玲脸上。她没有说话，只是微微扬了扬下巴，示意黄玲说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