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进展与成效立体化呈现机制的构思，在高晋的主导下迅速转化为具体行动。“复兴办”联合发改委、财政部、科技部等八部委，成立了一个低规格但高效率的“改革案例与数据工作专班”，由高晋直接牵头。专班的首要任务，不是宣传，而是“建立事实基线”——用扎实的调研、多维的数据、前后对比的案例，客观记录改革进程中的变化、困难与突破。
“我们不回避问题，但也要清晰呈现我们如何解决问题。”第一次专班会议上，高晋定下基调，“每一个案例都要有‘前-中-后’的完整逻辑链：改革前的问题是什么？改革设计的目标和路径是什么？执行中遇到了什么新问题？我们如何调整？调整后效果如何？还有哪些未解决的难点？这样的案例才有说服力。”
工作启动不久，国际舞台却意外地提供了一个更大的“呈现”机会。
外交部通过协调渠道传来消息：即将在瑞士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夏季特别会议”，今年增设了“全球发展新模式”专题对话会。主办方鉴于中国《龙门复兴》计划在国际政策圈引发的关注和争议，正式邀请中国派高级别官员参会，并做主旨发言，阐述中国在平衡发展、安全、可持续性等方面的新理念和新实践。
“这是一个向国际社会直接阐述我们改革逻辑的机会，也是回应那些曲解和质疑的窗口。”外交部的同志在联合磋商时说，“但风险也很高。论坛聚集了全球政商学界精英，提问会非常直接甚至尖锐。如果讲不好，反而会强化外界的一些偏见。”
“复兴办”领导小组经过慎重讨论，认为机会大于风险，建议由一位既深度参与改革设计、又具备国际沟通能力的官员出席。最终，任务落到了高晋肩上。
“压力不小啊，高主任。”赵平原副主任在交代任务时拍了拍他的肩膀，“这不同于国内汇报。你要面对的是各种预设立场和复杂提问。准备要充分，姿态要自信坦诚，底线要清晰坚定。”
高晋明白这个任务的分量。这不仅仅是一次发言，更是在全球思想市场的一次理念交锋。他立即组织了一个精干的演讲筹备小组，成员包括政策专家、国际关系学者、资深外交翻译和数据可视化专家。他们要做的不是写一篇华丽的演讲稿，而是构建一套有数据、有案例、有逻辑的叙事体系。
筹备过程中，女儿高悦再次发来邮件。这次她的语气明显低沉：“爸爸，合作项目被单方面暂停了。对方给出的理由是‘技术路线调整’，但实验室的同事私下告诉我，是他们的政府资助方施加了压力，要求暂停与中方在AI蛋白预测领域的深度算法交流。导师很抱歉，但无能为力。我可能提前回国。”
高晋读着邮件，心中涌起复杂的情绪：既有对女儿遭遇的疼惜，也有对国际科技环境加速割裂的忧虑，更有一种紧迫感——必须加快自主创新体系的建设。他回复：“回国也好。国内正在布局一批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需要你们这样的年轻力量。把这次经历当作一堂课：核心技术靠化缘是要不来的，必须靠自己。”
这件事也让高晋对达沃斯演讲的内容有了更深的思考。他决定在演讲中加入一段关于“科技合作的边界与伦理”的思考，强调开放创新的重要性，但也明确指出：“当科技合作被地缘政治过度捆绑，当知识流动被人为设置障碍，人类整体探索前沿的步伐只会放慢。中国将继续扩大开放，欢迎一切基于平等、互利的合作，同时也将坚定不移地提升自主创新能力，这是对本国人民负责，也是对世界科技多样性贡献。”
演讲稿第三版修改的那天晚上，刘振海带来了一个好消息和一个新问题。
“好消息是，东都地下管廊项目，我们按照新评估标准优化了设计方案，增加了智能感知和应急响应模块，不仅通过了复核，还被专家组推荐为‘未来城市基础设施样板工程’。”刘振海难得地露出笑容，“项目已经开工，吸引了十几家国内外优秀供应商参与，其中七家是本土专精特新企业。”
“问题呢？”高晋问。
“问题是，有人开始拿这个项目做文章了。”刘振海敛去笑容，“最近某些财经论坛上出现分析文章，标题耸动，比如《‘复兴计划’下的基建转向：是提质增效还是变相收缩？》，里面引用数据说今年上半年全国基建投资增速同比放缓，暗示是我们这套新评估体系导致了投资下滑，进而影响经济增长和就业。文章虽然没点名，但矛头指向很明显。”
高晋接过刘振海递来的打印件，快速浏览。文章手法娴熟，选取的数据是真实的，但解释角度极具误导性，将结构性优化曲解为总量收缩，将淘汰低效投资等同于抑制投资。
“这是舆论攻势的又一个侧面。”高晋放下文章，“之前是针对改革具体内容，现在是针对宏观经济影响。目的是制造焦虑，影响市场预期和决策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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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怎么应对？”刘振海问，“要不要组织文章反驳？”
“单纯反驳容易陷入口水战。”高晋思考片刻，“我们直接用事实说话。你协调一下，把东都管廊项目，还有最近按照新标准通过的另外三个重大工程（一个跨区域电网优化项目、一个智慧物流枢纽、一个老港口绿色改造项目）的资料整理出来。重点突出：这些项目的综合效益（经济、社会、环境）比过去同类项目提升多少？带动了哪些新的产业链和就业？投资效益比如何？”
他顿了顿：“另外，请统计局和研究机构帮忙，做一个分析：近年来退库或缓建的那些项目，如果按旧标准硬上，可能会带来多少隐性债务、过剩产能或环境风险？把这本‘节省的账’和‘避免的祸’也算清楚。我们要呈现的，不是‘投资少了’，而是‘投资更聪明了’，是高质量发展替代粗放增长的必然选择。”
刘振海眼睛一亮：“这个角度好！我马上安排。”
一周后，高晋带着团队飞抵瑞士。达沃斯小镇依旧风光旖旎，但会场内的气氛却透着前所未有的凝重。全球经济面临多重挑战，旧有发展模式弊端尽显，各国都在寻找新出路，又都充满不确定感。
中国专场安排在会议第二天下午。能容纳三百人的会场座无虚席，还有不少人站在后排和过道。高晋走上讲台，目光平静地扫过台下各种肤色的面孔——有关切、有好奇、有审视，也有不加掩饰的怀疑。
他没有用华丽的辞藻开场，而是直接切入主题：“女士们先生们，今天我不想谈论宏大的理论，而是想分享一些正在中国发生的具体故事。这些故事关于转型的阵痛、关于艰难的平衡、关于在复杂现实中寻找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