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都市的清晨被一则网文打破平静。
一篇题为《“培训补贴”流向何方？东都新政光环下的暗影》的长文在几个颇具影响力的自媒体平台同步发布。文章没有指名道姓，但用“知情人士透露”“内部文件显示”等模糊信源，详细描述了某“人力资源平台”存在的补贴审核漏洞、个别企业“虚构培训骗取资金”的操作手法，甚至暗示“监管部门内部人士涉嫌利益输送”。
文章笔触老练，表面客观陈述“事实”，实则处处引导读者产生“改革政策被蛀空”“监管形同虚设”的印象。更微妙的是，文章特意选取了几个“下岗后再培训失败、生活陷入困境”的工人案例，配上愁苦的面部特写照片，情感冲击力极强。
周明早上刚进办公室，电话就响了。是市委宣传部的紧急通知：要求人社局立即核实网文内容，准备舆情回应材料，两小时后向市委专题汇报。
紧接着，秦国人社厅、纪委的询问电话也接连打来。周明深吸一口气，召集平台运营、财务、监管科室负责人开紧急会议。
“文章里提到的‘企业虚构培训’，指的是不是李建国那几家？”有人问。
周明摇头：“李建国案是上周才收网的，调查结果还在内部阶段，不可能这么快泄露。文章里描述的手法虽然类似，但具体细节对不上，而且点了几家我们正在核查但尚未定性的企业名字。这是有人拿到了我们内部排查的阶段性信息，进行了加工和提前释放。”
“那工人案例呢？”
“我看了照片和描述。”平台运营负责人脸色凝重，“其中两个人我认识，确实是参加过培训但暂时没找到合适工作的。但文章把他们个人家庭的其他困难（比如家人生病、子女上学）全都归因于‘培训失败’，还刻意隐去了我们后续跟进、提供二次培训机会和临时生活补助的情况。这是典型的‘选择性呈现’。”
周明明白了：这不是李建国案的余波，而是新的攻击。对方利用真实的、局部的问题，通过剪裁和拼接，构建了一个“系统性失败”的叙事。目的不仅是抹黑平台，更是要打击整个改革试点的公信力。
“现在分头行动。”周明快速部署，“第一，立即整理那几家被点名企业的全部审核、补贴、监管记录，形成完整事实链。第二，联系文中提到的几位工人，了解他们是否接受过采访、是否知晓文章内容、目前实际困难和我们已提供的帮助。做好录音录像，保护隐私但保留证据。第三，梳理平台运行以来的整体数据：入驻企业总数、培训总人次、就业成功率、平均薪资增幅、投诉处理情况。第四，准备一份透明的时间线，说明我们发现疑似问题企业后的内部核查、上报、处理流程。”
他顿了顿，语气严肃：“记住，我们回应不是为了‘辩解’，而是为了呈现完整事实。不回避问题，但更要呈现我们如何发现问题、处理问题的机制。两个小时后，我带这些材料去市委汇报。”
会议室里的人迅速行动起来。周明独自在办公室待了几分钟，平复心绪。他想起高晋在内部培训时讲过：“舆情应对，本质是信任修复。信任源于透明和担当。”
他打开电脑，调出平台后台数据。屏幕上，一行行数字跳动着：累计注册工人 47,832 人，完成培训 39,145 人，实现就业或再就业 33,273 人，平均薪资提升 28.7%……这些冰冷的数字背后，是一个个家庭生活实实在在的改善。不能被一篇精心构造的文章，抹杀这么多人的努力和成果。
北京，“复兴办”舆情监测室。
李明将东都市网文的传播分析报告放在高晋面前：“发布后三小时，阅读量超过百万，转发超过十万。传播节点分析显示，初期有几个粉丝量大的‘民生类’账号集中转发，随后进入算法推荐池，引发广泛讨论。目前舆论情绪中，愤怒和质疑占主导。”
高晋快速浏览文章内容，眉头紧锁：“手法很专业。针对的不是具体个案，而是整个政策设计的‘合理性’和执行的‘公正性’。这是要动摇改革的社会基础。”
“东都市周明副局长已经启动应急响应，正在准备材料。”李明补充，“我们需要介入吗？”
高晋沉思片刻：“‘复兴办’不宜直接下场，否则可能被解读为‘高层护短’。但我们可以做三件事：第一，以政策研究部门名义，邀请独立学者和媒体，对东都市平台进行第三方评估，过程和结果完全公开。第二，将这类舆情案例纳入我们正在编写的《改革试点常见风险与应对指南》，为其他地区提供参考。第三，协调主流媒体，对几个运行良好的试点地区进行深度报道，形成对比叙事，让公众看到全貌。”
他看向李明：“更重要的是，我们要研究这种攻击模式的规律。这看起来不像是境外资金直接操作的（那样太明显），更像是境内某些力量，基于自身利益或认知，与境外叙事框架‘同频共振’，甚至主动‘递刀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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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明点头：“明白了。我立刻安排。”
高晋走到窗边。初夏的阳光明晃晃地照着长安街。改革的深化，必然触动既有利益格局，也必然挑战固有思维模式。那些利益受损者、观念不适应者，可能成为不满情绪的源头。而当这种不满被特定叙事框架捕捉和放大，就会形成对改革共识的侵蚀。
这是一场更加复杂、更加日常化的斗争。战场不在国际论坛，而在国内的网络空间、街头巷议、甚至茶余饭后的闲聊中。
心诚大学实验室。
高悦团队的数据标注标准初稿正式发布了。他们在开源平台和国内外主要学术论坛同步公开了全部文档、讨论纪要和决策依据，并宣布一周后将举行线上技术研讨会。
反响迅速而热烈。邮件列表里，国内外同行的反馈纷至沓来。大部分是建设性的技术讨论，但也有几封邮件语气古怪。
一封来自欧洲某研究所的邮件写道：“赞赏你们的工作。但将‘龙人群特点’作为扩展标注维度，是否带有‘生物民族主义’倾向？科学标准应超越国界。”
另一封来自北美某高校的邮件则质疑：“你们自定标准，是否会形成与主流学术圈的‘数据孤岛’，阻碍全球合作？”
高悦和团队成员仔细阅读这些邮件。孙教授也来了，他看完后笑了笑：“预料之中。任何试图挑战或补充既有标准体系的努力，都会遭遇‘合规性’质疑。他们用的词很高大上——‘科学无国界’、‘全球合作’，但潜台词是：你们应该遵循我们制定的规则。”
“我们怎么回应？”小陈问。
高悦思考了一下：“针对‘生物民族主义’的指责，我们用事实回应：公布我们选择扩展维度的全部医学和流行病学依据，引用国际权威期刊上关于人群差异影响疾病研究和治疗效果的论文。针对‘数据孤岛’的担忧，我们强调：我们的底层核心标准与国际兼容，扩展维度是‘补充’而非‘替代’，并且所有数据将按照国际通用格式开放共享。我们不是在筑墙，而是在搭桥——连接国际主流研究与本土实际需求的桥。”
孙教授赞许地点头：“回应要坚定，但姿态要开放。邀请提出质疑的学者参加我们的技术研讨会，请他们在公开场合阐述观点，我们现场回应。把争论摆在桌面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