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火启航”计划在东都市的试点进入第三个月时，陈宇和他的两个兄弟——王浩（破洞牛仔裤）和刘栋——已经闯过了“数字媒体内容制作”初级关卡的六个模块。他们学会了基础剪辑、特效添加和简单文案策划，还在平台组织的“企业开放日”里，第一次踏进了一家本地小有名气的M机构，亲眼看到那些曾经只在手机屏幕里出现的短视频是如何从创意变成产品的。
“好像……也没那么神秘。”参观结束后，刘栋挠着头说，“就是更专业、更讲究团队配合。”
陈宇则盯上了机构里那套专业的动作捕捉设备，眼睛发亮。带队的“职业伙伴”、一位机构资深编导看出了他的兴趣，主动说：“感兴趣？下次我们可以安排半天，让你们上手试试基础操作。这东西，现在很多行业都用得上，不只是拍视频。”
这句话像一颗种子，落进了陈宇心里。他开始在“闯关”任务之外，主动搜索学习动作捕捉和虚拟现实的相关知识，甚至用完成初级关卡获得的“激励积分”，在平台兑换了一次线上专家咨询的机会。
周明密切关注着这几个最早加入的“用户体验官”。他发现，当青年们从被动接受培训转为主动探索兴趣，并能看到技能与真实世界（哪怕是惊鸿一瞥）的连接时，那种内在动力是任何外部激励都难以比拟的。但问题也随之而来：王浩在学习了两个模块后，觉得还是对“电商运营”更感兴趣，想转换赛道，但现有的“闯关”路径设计还不够灵活；刘栋则因为家庭原因，需要找一份能快速带来收入的兼职，而技能学习与短期收入之间存在时间差，让他有些焦虑。
“计划不能是单一路径的‘流水线’。”周明在平台内部复盘会上说，“必须更柔性，允许试错、转向，甚至短期退出后再回归。同时，要探索‘学习-实践-收入’的更短循环，比如引入一些真实的小型商业任务作为实战练习，并支付一定报酬。哪怕钱不多，关键是建立‘我能用技能赚钱’的即时正反馈。”
他们迅速调整方案，推出了“技能微任务”市场和更灵活的“自定义学习路径”功能。虽然增加了运营复杂度，但青年参与度和完成率有了可感知的提升。陈宇甚至自发建了一个小群，分享学习资源和接到的微任务经验，成了圈子里的“小导师”。
就在东都市的“星火”渐成簇拥之势时，北方某省会城市的试点却传来了不太顺利的消息。当地负责部门对计划的理解似乎出现了偏差，将重点放在了组织大规模、统一内容的培训班上，追求报名人数和结业证书发放量，与企业的真实需求对接不足，青年参与意愿低迷。一份内部简报将之形容为“新瓶装旧酒”。
高晋看到简报，眉头紧锁。他立刻让李明安排一次视频调研会，直接连线该试点城市的基层工作人员和几位参与的青年。基层工作人员大吐苦水：指标压力大，企业配合意愿不高，青年流动性强难以组织。几位青年则坦言：培训内容“老套”，跟市面上的免费网课差不多，承诺的就业推荐也没看到实效。
“问题出在‘指挥棒’上。”高晋在随后的小结会上指出，“上面如果只看重数量和速度，是‘人’的转变和‘机制’的创新，必须调整对试点地区的考核导向，更关注青年技能提升的真实效果、与企业需求的匹配度、以及新机制的可持续性。立刻修订评估细则，对出现偏差的试点，派出工作组实地指导纠正。”
改革政策在层层传递中的衰减与变形，是深水区航行必须时刻警惕的暗礁。
国家实验室那边，老韩评上研究员的消息，像一块石头投入平静的湖面，涟漪持续扩散。实验室内部，一些长期从事实验技术、工程支撑的同事备受鼓舞，感到自己的价值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承认。但也有一部分以发表论文见长的青年科研人员私下议论：“以后是不是不用拼命发论文了？反正做支撑工作也能评职称。” 这种苗头性的误解，让实验室管理层警觉。
实验室主任专门组织了一次全体会议，详细解读新评价体系：“新的分类评价，不是要降低学术标准，而是要建立多通道、同价值的职业发展路径。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技术支撑，都是国家科技事业不可或缺的部分，评价标准不同，但贡献价值等同。对于有志于原创发现的，论文和影响力依然是重要衡量；对于潜心技术突破和工程实现的，解决问题能力和实际贡献是关键；对于保障重大设施运行的，可靠性和创新性改进是核心。我们要杜绝的，是不分青红皂白‘一把尺子量所有人’，而不是放弃对卓越的追求。”
与此同时，高悦他们的数据集在经历了前期国际学术圈的关注和那场微妙的“协议风波”后，迎来了实质性的合作突破。欧洲一个大型粒子物理研究团队主动联系，表示他们在进行一项前沿模拟时，急需高质量的训练数据，而高悦团队发布的数据集在多个基准测试中表现优异。对方提出的合作模式很务实：共同设计下一阶段数据采集的物理场景，共享部分生成数据（经严格安全审查），并联合发表方法学论文。这次，协议条款清晰对等，聚焦具体科研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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