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将这些思考带到了“复兴办”内部关于人力资本发展纲要的又一次研讨会上。这一次，讨论更加聚焦于“制度适应性”。
“我们设计政策，往往基于‘标准主体’假设，比如规范的雇佣企业、全职的科研人员。”那位社会学家指出，“但现实是，就业形态在多样化，有灵活就业、平台接单、微型创业；科研活动在跨域化，有联合攻关、人员共享、阶段性合作。我们的很多管理制度，对这些‘非标准’主体和活动是失灵的，要么管不到，要么一管就死。‘星火’青年的创业困境、共享专家的考核难题，都是这种失灵的体现。”
“所以，下一步的研究和试点，是否应该更加关注‘体制接口’的创新？”李明接过话头，“比如，探索适应灵活就业和微型创业的社会保障缴纳方式；建立跨机构、跨项目的科研贡献记录与积分系统；甚至考虑设立针对‘非标准’创新活动的政策性风险补偿或保险机制？”
高晋肯定了这个方向：“对。我们要推动的，不是另起炉灶再造一套完美体系，那不现实。更可行的路径，是在保持主体制度稳定的前提下，大力创新‘接口’和‘转换器’，让新的生产力要素、新的组织形态，能够被现有体系识别、接纳、并给予合理反馈。这需要极大的政策创新智慧和耐心。”
家庭晚餐时，高悦发现父亲比平时更加沉默，眉宇间带着深思后的凝重。她谈起她们团队参与发起那个“国际科研数据共享规则对话”的首次线上会议，发现各方分歧很大，欧美代表更强调程序的绝对透明和可重复性，中国代表则更关注不同国家安全法规下的务实解决方案，争吵激烈，第一次会议差点不欢而散。
“后来怎么解决的？”高晋问。
“后来，我们中方团队提议，不如暂时搁置抽象的原则争论，先一起做一个具体的小实验。”高悦说，“选一个不敏感的研究领域，设计一套包含数据匿名化、计算环境远程有限验证、以及联合审计的完整流程，然后实际跑一遍，看看哪里通，哪里卡，成本如何。用实践中的问题来推动规则讨论。这个提议最后被接受了。”
高晋点点头：“这就对了。当理念冲突陷入僵局时，回到具体问题，用实践探索出路。这和我们在国内推进改革，道理相通。压力之下，往往逼出更务实的智慧。”
夜深人静，高晋站在书房窗前。城市夜景依旧辉煌，但他仿佛能看到那无处不在的“压力测试”正在各个角落进行：国际市场对中国模式的审视目光，初创团队在生存线上的挣扎，科研人员在制度夹缝中的辗转，还有改革设计者在理想与现实间的艰难权衡。
压力，可以压垮脆弱的环节，也可以淬炼出更强的韧性和更精巧的结构。改革行至深水区，风平浪静只是假象，真正的航程必然与各种压力相伴。关键不在于有无压力，而在于整个体系——从宏观政策到微观主体——是否具备承受压力、消化压力、甚至将压力转化为进化动力的能力。
他回身，目光落在桌上那几份分别关于国际质疑、创业困境、共享瓶颈的报告上。这些，都是压力测试的“仪表盘读数”。下一步，不是慌乱地去堵每一个漏气的阀门，而是冷静地分析压力来源，加固关键节点，优化系统弹性，同时，在压力的缝隙中，寻找那些能够引领系统升级的“创新接口”。
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或许尚未到来，但压力测试的警报已经拉响。这艘名为“改革”的巨轮，必须在这场测试中，证明它不仅能破浪，更能抗压，能在风雨交织的深海中，调整姿态，校准航向，向着既定的彼岸，稳健前行。他拿起笔，在笔记本上写下明天的第一项工作：“召开专题会，研究建立改革试点‘压力监测与韧性评估’框架。” 夜色更深，而他书房里的灯光，依旧坚定地亮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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