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皓的身影，从这“书页”天幕的深处，一步步“走”了出来。他这次的装扮，与以往任何一次都截然不同，透着一股刻意营造的、近乎刻板的“文气”。他头戴一顶样式庄重甚至有些拘谨的黑色方巾，身穿一件颜色暗沉（近乎深青）、剪裁一丝不苟、毫无装饰的儒生长袍，外罩一件同色对襟比甲。他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眼神平静得近乎空洞，嘴唇抿成一条直线，双手拢在袖中，身姿笔挺，整个人看起来像一尊刚从某个严肃祠堂或官衙中走出来的、没有生命的泥塑木雕。
他停下脚步，目光缓缓扫过天幕之外，那无数因这异常开场而惊疑不定的面孔，尤其是那些正在书房、学堂、藏书楼中的人们。他开口了，声音没有波澜，没有情绪，平直、清晰、冷硬，如同在宣读一份枯燥的公文，又像是在进行某种机械的宣告。
“今日，不谈风月，不论灾异，不涉隐私。”他的开场白直接剔除了所有可能的“趣味”，“只陈述一桩事实，一桩关于‘书’的事实。一桩发生在距今不远不近的朝代，一场以‘修书’为名，行‘毁书’之实，其规模之大、影响之深，堪称华夏文明史上前所未有的、系统性的文化劫难。”
他顿了顿，那平直的声音在寂静中显得格外刺耳。“这个朝代，是清朝。那位主导这一切的皇帝，是爱新觉罗·弘历，年号乾隆。而那项被冠以煌煌之名、汇聚天下典籍的宏大工程，叫做——《四库全书》。”
“清朝，乾隆年间，北京紫禁城文华殿或武英殿。正在亲自过问《四库全书》编纂进展、或正在欣赏新呈进善本的乾隆皇帝弘历，天空的异响、字迹的异变与气味，让他眉头微蹙。而当林皓那冰冷平直的声音，毫无缓冲地直接点出他的名号、年号，以及“修书”、“毁书”、“文化劫难”这些极其刺耳的词汇时，乾隆脸上的从容与矜贵瞬间凝固了。他握着朱笔的手停在半空，指节因为用力而微微发白，深邃的眼眸中骤然掀起惊涛骇浪，但那惊怒只持续了一瞬，便被他强行压了下去，化为一种极度冰寒的阴沉。他缓缓放下笔，没有看身边同样吓得魂不附体的和珅、纪昀等人，只是死死盯着那片如同陈旧书卷般的天幕，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妖……妄……”但他没有立刻发作，他在听，他要听这天幕究竟敢说到什么程度。殿内侍立的编纂官员、太监，无不噤若寒蝉，冷汗浸透了内衫。”
“其他朝代，尤其是文化昌盛、重视典籍的朝代，人们的心也提了起来。“修书毁书？”“文化劫难？”“乾隆……《四库全书》？”许多博闻强识的学者、藏书家隐隐感到不安。”
林皓对乾隆的震怒与各处的惊疑恍若未觉，他继续用那宣读公文般的语调陈述，仿佛在念一份冰冷的判决书：“乾隆皇帝下旨编纂《四库全书》，宣称要‘稽古右文’，‘汇千古之篇章，备一时之检阅’，搜罗天下遗书，编纂一部旷古未有的巨型丛书。表面上看，这确是一项功德无量的文化盛举。天下读书人、藏书家，积极响应，进献书籍者，络绎于途。”
他的语气没有丝毫褒扬，反而更显冷峻。“然而，在这冠冕堂皇的旗号之下，隐藏着另一套严密、冷酷、且被严格执行的运作逻辑。这套逻辑的核心，不是保存，而是筛选；不是弘扬，而是禁锢；不是‘全书’，而是‘钦定’。”
“所有征集来的书籍，首先要经过层层审查。”林皓如同一个无情的解说员，“审查的标准，并非仅仅是文字错漏或版本优劣。首要的、也是最严厉的标准，是‘政治正确’。凡书中内容，涉及‘违碍’、‘悖逆’、‘诋毁’本朝或前朝（尤其是涉及满清先祖及明清易代）、‘夷夏之辨’、‘华夷之防’，乃至仅仅是抒发故国之思、暗含讥讽、或不符合清朝官方意识形态（尤其是程朱理学正统）的书籍，一律被列入‘禁毁’名单。”
天幕那陈旧书页般的背景上，开始浮现出一行行简略却触目惊心的字样：“违碍”、“悖逆”、“诋毁”、“夷夏”、“禁毁”……这些词汇如同烧红的烙铁，印在“纸”上。
“列入禁毁名单的书籍，命运如何？”林皓自问自答，声音依旧平直，却带着无形的压力，“少量被认为‘罪大恶极’的，其书版被当场劈毁、焚烧；其作者、刻印者、乃至收藏者，可能被追究罪责，轻则革职、流放，重则抄家、杀头。而更多的，则是被‘抽毁’、‘删改’、‘全毁’。所谓‘抽毁’，是将书中‘违碍’的部分页面直接撕去、销毁；‘删改’，是强行篡改原文，涂抹、挖补，使其变得‘无害’；‘全毁’，则是整部书籍被秘密或公开地焚毁，从物理上使其消失。”
“根据后世不完全统计，”林皓报出一个数字，这个数字从他口中吐出，轻描淡写，却重逾千钧，“在整个《四库全书》编纂过程中，以各种形式被销毁的书籍，总数达到——七十一万卷。”
七十一万卷。
这个数字，如同一声闷雷，炸响在万朝无数文人、学者、藏书家、乃至所有珍惜文字传承的人的耳边。许多人下意识地捂住了胸口，感到了真实的、窒息的痛楚。
“七十一万卷。”林皓重复了一遍，仿佛要让这个数字刻入每个人的脑海，“这不是战乱中无意损毁，不是水火无情的天灾，也不是散佚流失。这是一场由朝廷主导、动用国家力量、有组织、有计划、有标准的文化清洗与毁灭。其规模之大，范围之广，破坏之彻底，超过了秦始皇的‘焚书’，超过了历代任何一次人为的文化浩劫。甚至可以说，历史上所有战乱导致书籍损毁的数量加起来，都可能达不到这个数目。”
他稍微停顿，让那巨大的数字带来的冲击力充分发酵。“无数私人珍藏的孤本、善本、稿本、抄本，被以‘进献’的名义征集上去，从此石沉大海，再无踪影。许多珍贵的、独一无二的文献，就此永远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文化的多样性、思想的丰富性、历史的复杂性，在这场以‘修书’为名的浩劫中，遭到了前所未有的阉割与摧残。《四库全书》修成了，它是一部辉煌的、庞大的、同时也是一部被精心修剪、消毒、过滤后的‘钦定’文化标本。而被牺牲掉的，是七十一万卷可能包含着不同声音、不同视角、不同记忆的原始血肉。”
“清朝，乾隆朝堂。死一般的寂静。七十一万卷！这个数字被天幕如此确凿地抛出，如同最响亮的耳光，抽在乾隆和所有参与其事的官员脸上。乾隆的脸色已经从阴沉变得铁青，胸膛剧烈起伏，他感到一种被彻底扒光、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的羞愤与暴怒。他想怒斥，想否认，想下令立刻关闭宫门，隔绝这“妖言”，但他知道，天幕之声传遍天下，如何隔绝？他只能死死攥着拳头，指甲深深掐入掌心，几乎要渗出血来。和珅早已跪伏在地，抖如筛糠，不敢抬头。纪昀（纪晓岚）作为总纂官之一，此刻也是面色惨白，冷汗淋漓，他主持编纂，自然深知其中关窍，天幕所言，虽措辞激烈，却……并非全然虚妄。一种巨大的、混合着恐惧、羞愧与无力的寒意，笼罩了整个大殿。”
“明朝，万历年间。一位致仕的翰林学士，家中藏书万卷，闻听“七十一万卷”被毁，猛地从太师椅上站起，又踉跄坐下，老泪纵横：“暴殄天物！毁弃斯文！蛮夷之辈，安知文明之贵！吾辈心血，后世子孙……痛煞我也！”他仿佛看到了自己那些视若生命的藏书，可能在未来某一天被如此粗暴地对待、毁灭。”
“宋朝，汴梁。苏轼、司马光等文坛领袖若在世，闻此必是痛心疾首。苏轼或许会愤然掷笔：“焚琴煮鹤，莫此为甚！文章乃天下公器，岂容一人之喜恶而定存亡？七十一万卷……此非修书，乃刽子手也！”司马光则会严词批判：“借修书之名，行毁禁之实，钳制天下口舌，此乃独夫之行，必遭千古骂名！”市井书坊的刻工、书商，也感同身受，纷纷咒骂。”
“秦朝，咸阳宫。嬴政的反应最为微妙。他听到“焚书”，先是本能地眉头一挑，但听到“规模超过秦始皇”、“七十一万卷”时，他那威严的脸上竟也掠过一丝明显的震动。他当年下令焚书，主要针对的是民间私藏的百家语，尤其是诗、书，目的是统一思想，打击以古非今者，焚烧规模与具体数字，后世争议颇大。如今听闻后世竟有如此“青出于蓝”之举，且是以“修书”为名，其系统性、严密性似乎更胜一筹？他沉声问李斯：“后世之君，竟效法朕之策，而变本加厉至此？然其名曰‘修书’，实为毁书，何其伪也！”李斯躬身，心中却想：陛下，您那“焚书”之名，在后世看来，恐怕也是半斤八两……然天幕直言“超过”，这让始皇的面子有些挂不住。”
“唐朝，贞观年间。李世民与魏征、房玄龄等大臣听闻，皆是摇头叹息。李世民道：“朕命孔颖达等撰《五经正义》，亦有统一经义之意，然从未想过要尽毁异说。天下典籍，乃先贤心血，文明所系，岂可因一己之政见而尽废之？这乾隆皇帝，度量何其狭隘！手段何其酷烈！七十一万卷……唉！”魏征直言：“此乃独夫民贼之行，必使天下士人寒心，文化凋零，其朝虽盛，根基已朽。””
林皓的声音依旧没有任何情绪起伏，他开始具体描述这场文化清洗的运作方式与后果。“为了确保审查的‘彻底’，朝廷设立了专门的机构，制定了详细的禁毁书目。这些书目不仅包括显而易见的‘反清’着作，更扩大到许多看似无关的史书、笔记、诗文集，甚至科技、医药、方志类书籍，只要其中有一言半语被认为‘不妥’，便难逃厄运。审查官员们战战兢兢，宁严勿宽，许多书籍被过度解读，罗织罪名。”
“进献书籍者，最初或许怀着对‘文治’的憧憬，但当他们发现自己的珍藏有去无回，甚至可能招来祸患时，恐惧便取代了热情。许多人开始隐藏书籍，甚至自行销毁，以免惹祸上身。文化的自我阉割与恐惧，在民间弥漫开来。”
“而那些被收入《四库全书》的书籍，也并非原样照录。”林皓补充道，“编修官们按照皇帝的意志和官方标准，对原文进行大量的删改、润饰，甚至篡改历史事实，美化清朝统治，贬低前朝及其他民族。一部部经过‘消毒’的文本被抄录进那精美的《四库全书》中，成为后世许多学者不得不依赖的、却也是被污染了的‘标准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