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国之事，可见制度传承之重要，亦可见严守名分之必要。”刘彻最终说道，“至于子夏与李悝、吴起、商鞅之关联……天下学术，本有交流嬗变。儒家经典，亦含治国平天下之要义。后世学者各取所需，发展为不同路径，亦是常情。朝廷取士，当重其经世致用之才，明礼仪，知法度，方是栋梁。太史公，”他看向司马迁，“将天幕所示鲁国保存周礼诸事，以及子夏以下学术流变之迹，详加考辨，录于史册，以为后世鉴。”
唐，长安城，市井与宫廷。
街头的百姓对鲁国特权、八佾舞、日食辩经这些具体故事听得津津有味，觉得长见识。
“乖乖，原来鲁国这么大来头！能祭文王，能用天子的车驾乐舞！”
“孔子生气那个‘八佾’，原来根子还在鲁国国君自己先用上了！”
“那些鲁国的官儿真厉害，日食该怎么祭祀都能引经据典吵一架，这学问深的！”
“保存那么多书，难怪说‘周礼尽在鲁’！”
而对于子夏到法家的联系，普通人则感觉有些绕，但“孔子的徒弟教出了变法的人”这个结论，还是让他们觉得颇为神奇，议论纷纷。
茶楼里，文士们的讨论则深入得多。
“鲁以周公之胤，得享殊礼，保存典章，此天眷，亦其责也。然其君暗行天子之仪，虽存古礼，已失礼之本意——‘名位不同，礼亦异数’。此所以季氏效尤，礼崩乐坏始于萧墙之内。”
“然则，若无鲁国这般近乎固执地保存，恐怕平王东迁后，周礼真将荡然无存，后世欲考三代之制，更无凭依。‘周礼尽在鲁’，此语道尽文化传承之艰辛与偶然。”
“最令人惊异者，莫过于子夏一脉。子夏传经，固然有功，然其学偏重章句制度，笃实有余，弘阔不足。不意其后学竟能由此开出法家一路！李悝《法经》，吴起变法，商鞅立秦制，皆从此出。可见儒家典籍之中，本蕴含极丰富之制度资源与治理智慧，关键在于如何诠释、转化与应用。”
“此正说明，所谓‘儒法之争’，并非泾渭分明。法家之严刑峻法，其理论源泉之一，或可追溯至周礼之严密规范与等级秩序。子夏一脉，恰是此转化之枢纽。孔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礼制本身，便在因革损益中发展。战国变法是‘损’周礼之文，‘益’以时代所需之‘法’，此亦一种‘损益’。”
“然则，子夏是否可称‘法家祖师’？其说或有过誉。然其作为由礼到法之关键过渡人物，则无疑义。此段公案，足令吾辈重新审视先秦学术流变之复杂图景。”
皇宫之中，李世民与房玄龄、杜如晦、魏征、孔颖达（唐初经学大家）等重臣一同观看，气氛严肃而活跃。
李世民感叹：“读史可知兴替，观此天幕，更知文化传承与制度演进之妙。鲁国恃特权而存古礼，虽僭越，客观上却为华夏文明留一脉真传。此功不可没。”
孔颖达作为孔子后裔与经学权威，对鲁国保存周礼深感自豪：“陛下，鲁乃我先祖故国，得周公遗泽，存礼乐之正。‘周礼尽在鲁’，实至名归。后世考礼者，必以鲁为宗。”
魏征则更关注历史教训：“鲁君享天子礼而不修天子德，致权臣效尤，国势日衰。可见徒有仪文，无其实德，终将败亡。保存典籍固佳，躬行正道更重。”
房玄龄对子夏一脉的揭示尤感兴趣：“陛下，天幕所言子夏与法家渊源，发前人所未发。臣观历代治国，纯任德礼或纯任刑法，皆有偏颇。观此脉络，可知礼法同源，本可互补。我朝定律疏，制礼乐，正是兼取二者之长。子夏之学，可谓启其端绪。”
杜如晦补充：“制度需因时变革。周礼至战国已难适应，子夏后学能取其制度精神，创制新法，遂开强国之路。此乃‘通变’之智慧。我朝各项制度，亦当秉持此精神，既尊重传统，又不泥古，随时损益。”
李世民深以为然：“众卿所言皆切中肯綮。鲁国保存之功，子夏通变之智，皆足为后世法。传旨国子监、弘文馆，将天幕所示鲁国保存周礼诸事例，及子夏以下学术流变之论，纳入经史讲授，令学子知晓文明传承之曲折与制度创新之重要。另，命史馆考辨子夏、李悝、吴起、商鞅之学术关联，务求翔实。”
宋，汴梁皇宫。
赵匡胤与赵普、薛居正等大臣观看天幕，神情专注。宋朝以文治立国，尤重礼乐教化与历史借鉴。
“鲁国……果然是礼仪之邦，渊源最深。”赵匡胤道，“享特权而存绝学，虽僭越，然于文化有功。只是这僭越之端一开，下必效之，季氏之事可鉴。”
赵普道：“陛下圣明。礼制关乎名分秩序，最易崩坏之处，往往始于上位者之不自持。鲁君暗用天子礼乐，虽或有成例特许，然终非臣子所宜常行。此所以孔子见微知着，深恶季氏之僭。”
薛居正则从史学角度提出：“天幕揭示子夏一脉与法家之关联，实为重要发现。以往史家多强调儒法对立，然法家学说之形成，必有所承。周礼之严密制度，等级规范，确为法家‘刑名法术’提供了思想资源。子夏重‘文学’、笃实守礼，其学偏重制度层面，流为李悝、吴起之变法，商鞅之峻法，有其内在理路。此可见学术分化之复杂。”
赵匡胤沉吟道：“我朝以儒立国，重文教，兴礼乐。然治国亦需法度。太祖律令，亦参酌前代。观此天幕，可知礼法并非截然两途。子夏既能传孔子之学，又能启法家之流，其学之‘用’，可谓大矣。朝廷取士，讲经论史之外，亦需晓畅实务，明制度沿革。可令国子监、太学，于讲授经义时，兼及历代制度得失、礼法关系之演变，使学子能通经致用。”
他又对赵普说：“则平，鲁地既为礼乐旧邦，文献所萃，可令山东路官员留意访求民间遗籍，或有散佚之礼书、古注，献于朝廷，充实馆阁。至于子夏以下学脉，可令史官详加考订，辨明源流，载入正史。”
明，洪武年间，南京。
朱元璋看得十分仔细。他对礼法制度极为重视，登基后便命李善长、刘基等制定《大明集礼》，严格规范君臣、上下、贵贱的等级秩序。鲁国国君使用天子礼乐的事情，在他看来是严重的僭越，必须批判。
“这个鲁国国君，好大的胆子！”朱元璋皱眉道，“就算他祖宗是周公，有功，那也不能用天子的东西！这是乱了大伦！难怪他礼书，自己却没守好礼，有什么用？”
朱标小心解释道：“父皇，天幕也说，鲁国是因特殊地位才保存了周礼典籍，平王东迁后，王室反不如鲁国保存得全。这也算有功于后世。”
“功是功，过是过！”朱元璋摆手，“有功该赏，有过该罚。他保存典籍有功，咱认。但他自己坏了规矩，惹得孙得严格遵守，谁要是自己先坏了规矩，底下人还不有样学样？”
他对鲁国保存典籍的功劳还是肯定的：“不过，能留下那么多书，让后世知道周朝礼乐是什么样子，这确实是大功一件。那个韩宣子说得对，‘周礼尽在鲁’。咱们修《大明礼》，也得参考古礼，鲁国留下的那些东西，得好好看看，有用的就拿来用，不合时宜的就去掉。”
当看到子夏与法家的联系时，朱元璋眼睛一亮。他治国强调“礼法并用”，“明刑弼教”，对法家手段从不排斥。天幕揭示的这条从儒家礼制到法家刑名的转化脉络，让他觉得深得己心。
“看看！咱说什么来着？”朱元璋对群臣道，“礼和法，本就不是两回事！周公制礼，里面就有规矩，有惩罚。孔子的徒弟子夏，把这里面规矩、制度的东西拣出来，传下去，到了李悝、吴起、商鞅手里，就变成了强国之法！咱们大明，讲礼乐教化，也得有《大明律》！礼是防患于未然，法是惩治于已然。子夏这条路子，走得好！儒生们也别光会死读书，讲空道理，得像子夏的徒弟们那样，懂得把书里的道理变成治国的实在法子！”
他随即下令：“第一，将鲁国国君僭用天子礼乐、导致季氏效尤之事，作为反面例子，写进《臣戒录》，告诫诸侯、百官务必恪守本分，严禁僭越。第二，表彰鲁国保存典籍之功，令礼部、翰林院，仔细研读鲁地所传古礼文献，择其善者，融入本朝礼制。第三，将子夏传学至李悝、商鞅这条线，明白宣示，让天下读书人知道，儒家学问不止是空谈性理，更要通晓制度法律，有经世致用的本事！国子监教学，要加重历代典章制度、律法沿革的内容！”
清，顺治年间，北京，武英殿前。
满洲王公大臣和汉臣们各怀心思地观看天幕。对满族贵族而言，鲁国的礼乐特权、周礼的繁琐细节，显得有些遥远和迂腐。但“周礼尽在鲁”所代表的文化正统性和深厚积淀，又让他们心生敬畏。清朝入主中原后，一直致力于学习和吸收汉文化，以证明自身统治的合法性。
多尔衮敏锐地抓住了两个要点：一是鲁国作为文化保存中心的正统象征意义；二是子夏所代表的儒学实用化、制度化的路径。
他缓缓开口：“鲁国以诸侯而存天子礼乐，虽于礼不合，然其保存三代典章之功，实不可没。‘周礼尽在鲁’，此语道出文化正统之所系。我朝定鼎中原，欲长治久安，必尊崇圣道，习学经典。鲁地文献，当加意保存搜求。”
范文程等汉臣闻言，心中稍慰，纷纷称是。
多尔衮话锋一转：“至于子夏一脉，由礼入法，开启战国变法强兵之路，尤见儒学之切实有用。孔子之道，包罗万象，非仅谈心性而已。子夏重制度，其后学能强国，此正是‘内圣外王’之学之体现。皇上冲龄，正宜习学经史，尤当留意此类通经致用之学。”
孝庄太后亦道：“摄政王所言极是。鲁国故事，可见文化传承之重。子夏学问，可见儒学之实。我朝既奉孔子，便当全面学习，非独尊一家之言。礼乐教化与法律制度，皆治国之要。”
顺治皇帝在旁聆听，虽不全懂，却也记下了“鲁国”、“周礼”、“子夏”、“法家”、“制度”等关键词。多尔衮随即吩咐，将天幕内容整理，特别是鲁国保存文献的具体事例和子夏一脉的学术传承，作为皇帝日讲和皇子教育的补充材料，并令翰林院、国史馆对此进行考辨研究。
天幕已隐，但“周礼在鲁”的古老命题与“子夏启法”的惊世关联，却在万朝时空激起了深远而持久的回响。各朝代的统治者、学者、官员乃至普通识字者，都在重新思考礼乐文化与法律制度的关系、文化传承与制度创新的平衡、以及儒学内部本身的复杂性与实践性。鲁国，这个在春秋战国时期并非最强诸侯的国度，因其特殊的历史际遇与文化角色，通过天幕的揭示，再次闪耀出夺目的文明之光，而子夏的身影，也作为连接“礼”与“法”、“古”与“今”、“学”与“用”的关键一环，被赋予了新的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