嬴政高坐其上，眼神锐利如刀。他听完臣下议论，沉声道：“李斯，依秦律，此案中县吏当何罪？伍长可有过失？那曹王完颜永功，又当如何评价？”
李斯迅速回答：“陛下，依秦律，官吏‘论狱不直’（判案不公正）、‘纵囚’或‘不直’（故意出入人罪），皆有重罚。此县吏拷掠成招，不察疑点，草率定案，几致冤杀，属‘不直’之甚，当处以重刑，乃至弃市。伍长见疑追捕，是其职责，然其先入为主，证言恐有偏颇，但非主责。至于曹王完颜永功，能于案卷中察觉时间矛盾，压下冤案，最终使真相得白，救人性命，此乃‘明察’之吏，当予褒奖。然其最后言‘拷掠足以称杀牛之科’，将非法之刑讯与私宰之罪等同视之，于法理似有不妥，私宰自有其罚，岂可以冤狱之刑相抵？此或是其出于怜悯之权宜说法，非律法正论。”
嬴政颔首，语气冰冷：“秦法之要，在于‘信赏必罚’，‘刑无等级’。此案警示，律法再密，若执掌之人昏聩酷暴，或拘泥成见，不察详情，则良法亦成害民之具。传朕旨意：第一，将此案详载，发往各郡县，令所有狱吏、令丞学习，引以为戒。着重申明：审案必重证据链之完整合理，严禁单凭口供（尤指刑求所得）定案；对异常巧合须高度警惕，详加核查；尸伤检验须合常理时令。第二，重申秦律中关于官吏‘不直’、‘失刑’之罚则，御史要加强巡查各地狱讼。第三，嘉奖曹王之明察，然需注明，以非法之刑抵他罪，非秦法所许。”
**汉，长安城，未央宫前。**
汉武帝时期，儒家思想渐渗司法，但仍承袭秦制不少。天幕案件令君臣深感司法实践中情、理、法平衡之难。
刘彻眉头紧锁，看向张汤（时任酷吏，亦精通律法）和董仲舒：“此案离奇若此，几成笑谈，然其中血泪，令人心惊。张汤，你若为廷尉，当如何处置？”
张汤沉吟道：“陛下，此案破绽确在尸腐之速。县吏无能，不辨物理，不查隐情，只知拷掠，酿成冤狱，其罪当劾。然臣以为，伍长见持刀奔逃者而捕之，亦在职责之内。唯那名杀牛男子，私宰耕牛，本已有罪，见官而逃，更增其疑。然其罪不至死，更不该蒙杀人重罪。曹王能察微知着，是其明断。臣以为，司法之要，在于‘精审’。证据需环环相扣，不合常理处必为深究。此案若初时能细查杀牛原委、查访妇人平日品行、核实尸体腐坏程度与失踪时日，冤情未必不能早明。”
董仲舒则从“春秋决狱”、“原心定罪”的角度提出：“陛下，此案亦可见‘听讼’之道，当‘察其情，明其心’。县吏只见其迹（血刀、逃窜、腐尸），不察其情（男子杀牛之由、恐惧之心，妇人私奔之实），更不明其心（男子无杀人动机，妇人有私奔之心），故入人罪。曹王能疑而察之，近乎《春秋》‘慎刑’之义。然其以拷掠抵杀牛之罪，虽有仁心，然于法度有亏。私宰有私宰之罚，岂可混淆？臣以为，当严惩枉法之县吏，申诫伍长捕人须更重实据，表彰曹王之慎，释放无辜，另案追究私宰及那具无名腐尸之来源。”
汲黯愤然道：“陛下！此乃草菅人命！县吏为求破案之功，不惜以酷刑取供，以巧合定案，此与杀人何异？伍长亦有过失，岂能见持刀者便定为凶犯？农夫屠夫，日常用刀者众矣！至于那曹王，虽有觉察，然其‘拷掠抵罪’之言，实是纵容非法刑讯！若拷掠可抵他罪，则天下狱吏尽可滥刑矣！臣请陛下下诏，严斥此类枉法之行，明令州县，非有确凿证据，不得轻易刑讯；断案须合情理，详查实证；凡有冤滥，追究主审官吏之责！”
刘彻听罢诸臣之言，肃然道：“众卿所言，皆切中要害。司法之事，关乎人命，不可不慎。此案当引为鉴戒。传旨廷尉、京兆尹：第一，核查长安及三辅地区近年狱案，有无类似倚重拷掠、忽略常理、巧合定案之情形，有则平反。第二，颁令天下，重申‘疑罪从无’（汉已有类似思想）之原则，要求官吏审案必须核实证据链条，注重检验，尤其要警惕非常之巧合。第三，将曹王完颜永功明察之事载入史册，予以褒扬，然需删去其‘拷掠抵罪’之语，改为‘释其冤屈，另案究其私宰之过’。”
**唐，长安城，刑部衙门与街市。**
唐代法律体系已颇为完备，《唐律疏议》对证据、刑讯、检验等有详细规定。天幕案件在唐人看来，是司法程序失范的典型案例。
刑部某司郎中与同僚议论：“此案之失，可谓步步皆错。首先，接报案后，未广布人手查访失踪妇人社会关系，便循单一线索追捕，视野狭窄。其次，遇可疑者，未先行盘问查证其身份、行为缘由（如为何杀牛，牛从何来），仅因持刀逃窜便锁定凶犯，过于武断。再次，拷掠取供，乃《唐律》允许之最后手段，有严格条件限制，岂能初讯便用？县吏显是滥用。最荒谬者，竟以水中偶然之尸匹配口供，全然不顾死亡时间之重大矛盾！我朝《狱官令》有‘诸察狱之官，先备五听’，又验尸有‘诸尸应验而不验，或受差过两时不发…’等规定，若依律而行，何至于此？”
另一官员叹道：“曹王确属明察。尸腐之速，寻常人或不留意，然于刑名老吏眼中，正是关键破绽。只是……那具水中腐尸，终究成了无头案。或许本就是一桩无人报案的无名尸案，阴差阳错被卷入此案。司法之中，此类‘案外案’、‘巧合套巧合’最是棘手，稍有不慎，便成冤滥。”
街市茶馆中，百姓听得更是唏嘘不已。
“我的天！这杀牛的也太倒霉了！杀头牛差点把命丢了！”
“县官糊涂啊！打几下就认了？那要是我也得认，谁能抗住那般打？”
“还是曹王爷厉害，一眼看出尸体不对。要不又是一条人命。”
“那跑了的媳妇也是，私奔就私奔，害得别人差点冤死！”
“水里那尸体也不知道是谁，可怜呐，死了还被人拿来顶案……”
有人联想到本朝：“咱们大唐律法严，应该不至于吧？”旁边立刻有人低声道：“嗨，哪里都一样，遇上糊涂官或者想急着结案的，什么事出不来？不过听说现在刑部和大理寺复核挺严的，希望少点这种事儿。”
**宋，汴梁城，提点刑狱司与市井。**
宋代司法制度进一步发展，重视证据和检验，涌现《洗冤集录》等法医学着作。天幕案件在宋人看来，几乎触及了司法弊端的各个痛点。
某路提点刑狱公事（监司司法官）与属官观看后，面色严峻：“此案堪称冤狱样本！其一，初查不明。妇人失踪，当先问其家世邻里，查其平日交往，有无恩怨、奸情。岂可仅凭路人一语，便直追而下？其二，捕人草率。持刀者众矣，屠夫、庖丁、樵夫，皆可用刀。见刀便疑为凶器，见逃便定为凶犯，何其谬也！当先行喝止盘问，查验刀上血迹新旧、来源，询问杀牛情由并核实。其三，刑讯滥施。我朝虽有‘拷讯’之制，然须‘参验圆结，事状疑似，犹不首实者’，方可有限度用之。此案毫无旁证，全凭臆测，便行大刑，实属非法。其四，检验失职。尸体打捞上岸，竟不请作作（验尸官）详验死亡时间、伤痕、溺水特征与失踪时日是否吻合，仅因‘半腐’便草率认定，荒唐至极！其五，迷信巧合。世间巧合固有，然司法断案，须以常理、实证为根基，岂能倚重巧合定人生死？”
属官道：“大人所言极是。那曹王所疑尸腐之速，正是检验之要害。若当时有合格作作，依据《洗冤录》类知识，当能推断尸体入水时日远早于案发，冤情立显。此案若无曹王，必成千古奇冤。然即便有曹王，那杀牛者已受尽酷刑，水中无名尸亦沉冤莫白，司法之失，已然铸成。”
宋仁宗或神宗若闻此事，必会召集大臣强调狱讼公正。“此金朝之案，足为我朝之镜。着令刑部、大理寺，严核天下上奏案牍，凡有证据单薄、偏重口供、检验不详、情理可疑者，务必发回重审。并令各路提刑司，加强州县狱吏培训，尤重证据搜集与检验之术。另，将此事编入官吏戒训，使皆知‘明慎用刑’之义。”
**明，南京/北京，刑部与都察院。**
明朝司法以严酷着称，厂卫特务体系介入司法，刑讯普遍，但亦有一套制度。天幕案件在明朝君臣看来，县吏无能酷烈是主因，但亦可能暗自心惊于本朝某些相似弊端。
朱元璋最恨贪官污吏，亦重视司法（虽手段酷烈）。他观后勃然大怒：“糊涂透顶的狗官！该杀！该剐！破不了案，就胡乱抓人，严刑拷打，拿巧合当证据，这不是审案，这是杀人！那曹王还有点眼力，不然又是一条冤魂！传旨！将此事刻版印刷，发到全国所有府州县衙，让那些当官的都给咱看清楚了！谁敢学这个狗县令，糊里糊涂用刑，拿巧合断案，咱就把他剥皮实草，悬在衙门口示众！刑部、都察院、大理寺，你们给咱盯紧了，复核案件要仔细，发现这样的，立刻严办！”
刑部尚书战战兢兢领旨。明朝大诰、条例中本就强调官吏责任，此案例无疑为朱元璋强化司法监控、严惩失职官吏提供了又一个鲜活教材。都察院御史们也会以此案为鉴，在巡查地方时更关注刑狱是否公正，有无滥刑枉断。
民间舆论则更为直接：“这金朝的官儿，跟咱们有些地方的也差不多！都是‘八字衙门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碰上糊涂的，屈打成招的多着呢！”
“好在有个明白王爷。搁咱们这儿，要是惊动了锦衣卫或者东厂，说不定能查清楚？不过……也难说。”言语中透露对特务司法亦存疑虑。
**清，北京，刑部与顺天府。**
清朝司法继承明制，且有发展，强调“情实”、“缓决”等复核程序。天幕案件让清朝司法官员深感“审转复核”制度的重要。
刑部汉尚书（或满汉侍郎）对同僚道：“此案之成冤，在于州县初审之草率酷烈。我朝审级严格，州县定案后须经府、道、司层层审转，最终至刑部、三法司复核，乃至皇上勾决。若各级皆能如曹王般细心，则可避免许多冤滥。此案警示，初审官最是关键，其听讼态度、查验能力，关乎百姓生死。我部秋审、朝审，于‘情实’案件尤须慎之又慎，详核尸伤、证供、情理，丝毫疑点不得放过。”
顺天府尹则想到本地治安：“京师重地，人口繁杂，此类失踪、无名尸案亦或有之。办案尤需细致，不可先入为主。见持刀者便疑为凶，大谬。需知屠户、厨役、匠人，日用刀具者众。遇可疑之人，当先盘诘来历，查验器物，不可动辄以凶犯视之。”
乾隆皇帝或许会从中看到吏治与“祥刑”的关系。“此案可见，州县吏治不清，则冤狱丛生。曹王能察，是其读律精细，体察物情。着刑部将此案收入《驳案汇编》之类，颁示各省，令州县官学习，知办案须察微辨疑，不可刑求，不可轻信巧合。另，那无名腐尸，虽非本案正犯，然亦是一条人命，该地官吏事后竟不立案侦查？可见玩忽。传谕该省督抚，严饬所属，凡有无名尸身，务必设法验明正身，查清死因，不得含糊了事。”
天幕已隐，但“杀牛者言”的冤案阴影，却沉沉地压在万朝时空无数观者的心头。无论是崇尚严刑峻法的秦，还是儒法渐融的汉，制度详备的唐，重视检验的宋，治吏严厉的明，抑或复核严密的清，其君臣吏民都从中看到了自身司法体系可能存在的漏洞与黑暗面：刑讯的滥用、证据审查的粗疏、对巧合的轻信、对生命与真相的漠视、以及纠错机制对个人明察的依赖。曹王完颜永功的细心，如同黑暗中的一隙微光，照亮了制度的缺陷，也衬托出寻常司法环节的颟顸。而那具始终未明身份的水中腐尸，更如同一个无声的诘问，提醒着人们：一桩冤案的背后，或许还隐藏着更多未被察觉的悲剧。这来自金史的一段记载，以其极强的故事性和深刻的警示意义，跨越时空，成为映照历代司法的一面冰冷而清晰的镜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