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们的愤怒不像会议室里的报告那样有条理，它更像是在车间里堆积多时的一股浑水，突然被搅动起来，浑浊而有重量。早晨进厂的路上，长河就能感觉到气氛不对——不是个别的沉默，而是许多人共同收起了日常的寒暄，步子更沉，像每一步都在想个别计较的账。
车间门口贴着昨天还闪亮的“品牌推广”海报，此刻被几个工人围着，中间有张纸是新下的价格单。那纸单是从采购部发来的，列着最近一个季度对外接单的最低接受价，以及一些“成本削减措施”。字句写得很规矩，但数目像冰一样冷。老王手里拿着那张纸，边指边念，声音不大：“这也太低了吧，谁能按这价做好活儿？”
老白站在旁边，脸上的表情从来不易变化，这会儿却有点抖：“我们这活，表面看几刀，底下都是功夫。那价钱，连材料钱都快不够了。”
小鲁低着头，手里还拿着昨天新学的操作手册，他试图算着，如果按新价，他的加班钱会被几何压缩。年轻人算得快，眼里浮出焦虑：“咱们要是按这价接，月底发工资会有问题吧？”
消息像火星，一点点窜到车间的另一个角落。几位临时工从外面回来，听到价格，停下了搬运的动作。有人放下手里的木料，站直了身子，像决定把胸口的怨念吼出来。
长河正从办公室出来巡视，走过时被一群人的眼神撞了。那眼神里有熟悉的期待，也有失望，还有一点莫名的敌意。他走到老王身边，想把那张纸拿过来看清细节，但老王把纸一揪，声音里开始带着怒气：“这是你们公司的人批的价吗？我们怎么接这个价？拿啥赔偿？你们上面怎么想的？”
长河没有马上解释，他先看了看纸上的数字，然后抬头看老王的脸：“这是公司现在的成本控制建议，——我们也在讨论，可我可以保证——”
“保证？”老王打断他，语气里带着血一样的直：“你保证？你们保证着保证那好听。去年你们借着宣传说给我们涨了点钱，嘴里还念着要让我们吃好几口，现在风一变，又要我们吃亏。你说说，你把我们放哪儿了？”
人群里的声音起来，一开始是低声抱怨，接着有人大声同意，像接力一样，把一根根不满递出去。长河听见这些话，胸口像被一只手按住，他想把话说清楚，想在表格和条款之外给出人的解释，但每当他开口，旁边就有人更急切地说——那种急是多年的委屈在积攒到一个点。
他深吸一口气，声音压得低而稳：“我知道你们的不满。价格这事——我们也在跟基金和采购谈。有些合同已经签了，是我们接下来的订单不能随便改。但我会争取把内部的补贴和工人的保障写进下一轮的合同里，至少保证欠款先行结算。”
老白的呼吸像在打节拍，他把手搭在工作台上，拇指摩挲着木屑：“写字是个好事，可他们给的PDF在法务那里，签出来就不容易改。你知道，我们做活儿的人最怕的就是签字后不知道该向谁要说法。”
长河点头，他理解这句里的全部意义：签字意味着关系被规范，也意味着人的处境可能被文件化、被转移、被外包到别处去。可是他现在的身份是中间那层，既要对上头负责，也要对
“那要怎么做？”小鲁突然问，声音里有点颤，“不就怕以后裁人，怕以后连饭都不好说了？”
话一出，车间里有种沉重的回声。有人低头，有人咬牙，有人为数月后家里要交的学费算着未来的账。长河发现自己本能地想安抚，但所有安抚在这种不安全面前像纸片，轻易被风带走。
他决定召集大家开个会，既不是在办公室，也不是在冷冰冰的会议室，而是在车间的空地，围着工作台，像他们过去每次吃饭前会商量活儿那样。把会议放在原来的场地里，他希望能有一点熟悉感，让人少点戒备。
在聚集的人群里，他看见有些面孔熟悉到骨子里，那些人有的皱着眉，有的双手插在围裙口袋里。他的声音在嘈杂里先不太清楚，他清了清嗓，开始说：“我知道现在价格让大家难受，我也看到你们担心未来的事。今天我不是来做辩护的，我想听你们怎么想，先把问题摆清楚，然后我们一起想对策。”
有人哼了一声，老王先开口，把积攒的话都集中到一句里：“我们要活，也要饭。别只是嘴上说争取，得有时间表，得有保障。别人讲的那些‘长期发展’听着好听，可眼下我们得交房贷、孩子学费——短期的事，你们得先把短期解决了。”
另一边，一个年纪轻的临时工站出来，声音有点急切：“能不能先把那些外包的活儿收回一部分自己做？外包到那边去，成本倒是低了，但那边的质检我们又很难控制。再说，那些外包工人也不比我们好，谁也别想用一句‘效率’把人就这样替代掉。”
质检线的小王把手里的水杯敲了几下，显得焦躁：“而且你们那边的结款慢，直播订单多，但平台那边结算条款复杂，钱要等更久。我们加班干活，最后钱还不见得按时到我们手里，这公平吗？”
这些具体的问题刺到长河。之前他和高层在数字上争取过，写过条款，但看到这些声音，他清楚那些条款在他递上去以前，可能已经在别处被妥协掉了。他不想再用“我会争取”这类含糊词语搪塞。
“好。”他说，“先定三件事，得实在。第一，关于这批订单的结算，我把每一笔欠款列在公告上，每周更新到账情况，财务必须有明确时间表，谁负责，什么时候结清，公开透明。第二，外包的工序，任何转包必须经过工艺委员会和工人代表同意，我们要把工人的签字权写进临时章程里。第三，我向基金提议，把一部分推广收益先预留作专项补偿，用来垫付因为价格调整给大家带来的差额，先不动别的投资。”
他把话说得很慢，每一条都重复了一遍，眼神在每个听者脸上停留。有人露出一丝不信的表情，有人轻轻点头。老白的手抖了抖，最后还是点了下头，像是把一种许可交给了他。
“你说到做到吗？”老王问。
“我说到做到。”他把声音放低，又加了句，“但这需要时间，也需要大家的配合。短期内要把结算时间先压出来——我会去和财务、法务、基金一一谈，争取把协议签成书面。透明化就是先写在公告上，让大家看到钱的流向。”
有人开始讨论具体的细则，怎样写合同附件、怎样形成临时监督小组、如何计算补偿标准。讨论很吵，但那种吵不是无序，它像车间里的机器，虽然噪音大，却在运转，有了方向。长河看见工人们从抱怨到讨论，这一点变化让他的胸口松了些，但并不意味着问题解决。
会后，他带着一小撮代表去和财务开了一个突击会议。财务的人把账目翻得清楚，数据里有不得不承认的现实：原材料涨价、平台结算推迟，以及几个大客户要求的折扣，都在压着利润。长河在表格前把工人的声音一遍遍重复给他们听，他说：“钱的事不能堵在法务那儿，谁要的透明就要有人出来负责。你们可以算账，但别把结款周期无限拉长，那是把劳动者的生命线当变量。”
财务主任抬头，眼里有种职业的疲惫：“这是资本的逻辑。如果要我们先垫付，那得有回款保证。基金这边也会追问风险点。你要我们怎么承担这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