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就把风险和回报切成块。”他说，“我把承诺写成分期付款协议。我们从推广收益里先扣一部分作为垫付，打到工人账户，剩下部分做保证金。基金如果不同意，我们就先用公司内部的应急资金。别说没钱，这不是没有办法的事。”
财务沉默了。他们的态度像是等待着有更具体的指示，或是更高层的批准。长河知道自己的话里带着点赌气成分：他赌的是时间和人心，他愿意把公司的短期流动性和工人的基本生活放在同一权重上。有人称这为“冒险”，有人则说是“领导的担当”。
回到车间，他发现议题没有散去，反而在工人之间延展开来。有人提出短期自愿离职补偿方案，条件透明，补偿标准明确；有人建议暂缓某些高折扣订单，把更多活儿先消化在内部。甚至，几个熟练工主动提议每天抽出半小时做师徒制培训，把被标注为“可培训”的岗位优先培养，降低外包对工人的冲击。
长河听着这些提议，心里又升起一股暖意。他意识到，除了制度和资金，人的主动性和同心协力是最直接的资源。但他也看见另一面：有的人因为账单已压到顶而愤怒，有的人因为家里老小的需要而不得不接受权衡。车间里那种复杂的现实没有公式能完全概括。
一天夜里他坐在办公室，桌上堆着邮件和打印出的合同草案，窗外的灯投进来条条冷影。他把今天讨论的要点一项项写进备忘录里，打算第二天拿去见基金代表和法务。正写着，手机震动，老王的短信来了：你们那些保证，能落到纸上吗？别再光说嘴。
长河握着手机，指尖微微用力。他知道，语言的分量得靠纸面和签名去支撑。这一刻，他感到自己前所未有的孤独：上面有压力，士，也不是冷酷的管理者，他是穿着工装被拉进办公室，被要求像行政那样做决断的人。
第二天的早会，长河把昨天的三条承诺写在白板上，又补上一条：成立临时监督小组，由工人代表、管理层和一个独立顾问组成，三方监督所有补偿和结算流程。那一条被他强调好几遍，直到工人们点头，才算勉强被接受。
但是，承诺的执行并不是一句话那么容易。财务在审计流程里发现，过去若干月的某些线上促销费用在账上被归入“市场推广”，而非单独列支；有几笔与平台的结算条款在合同里有灰色条款，给资金回流设置了可变期。法务提出如果立刻改动合同，可能触发违约条款，导致更大的赔偿责任。基金代表冷静地说：“你们要求公司垫付这笔钱，会影响到我们的风险评估。我们需要看到可行的回收计划。”
长河把这些话记在心里，整夜睡得很浅。他在想：把人的生计写进合同，和把机构的账面安全写进合同，这两者如何并行？如何在公司继续运作的同时，不让劳动者成为被牺牲的一环？
他开始翻看以前工人们做活儿时的老照片，看到的是满手老茧的笑脸，是夜里工位台灯下的一截光。他想把这些影像做成工艺档案，让每一位参与者的名字出现在产品信息里——不是营销语，而是真正的署名和回报机制。他把这个想法带到法务那里，法务说这是好，但得有可执行的署名授权流程和版权分配；财务说这会增加单品成本，影响价格竞争力。
讨论拉扯在桌面上，像两只手在撕布。长河却在心里做了决定：再难，也要把“人”的那一块写进合同里，一笔一笔算明白。他知道这不是一夜能完成的理想，也不是一个人能强行推进的结果，但他愿意做那个把事情启动的人。
几周后，变化慢慢显现：公司在发布的第一版结算透明表，标明了每笔推广收入和分配的时间表；临时监督小组开始运作，工人代表可以在每周例会上直接质问财务；公司也把部分推广收益拨入专项补偿账户，先行垫付了几个因调整造成的工资差额。不是所有问题都解决了，但比起先前的措辞，这些行动有了具体的落脚点。
工人们的愤怒并没有完全消散，但它从猛烈的情绪慢慢转为带着理性的声音：有人依旧在争论，有人开始学着读合同，有的年轻人主动加入到监督小组的志愿者行列。长河看着这些变化，心里既有松口气，也有沉甸甸的担子压着——这些应对是临时的，是暂时的；未来的每一次折价，每一次外包，都可能再次考验他和所有人的底线。
一个星期的夜里，他在仓库的角落里找到了那只被他最常用的老刻刀，刀柄上有着油漆的痕迹。他摸着刻刀，想到孩子在医院对他说的“工地的味道”，想到老白、想到小鲁、想到那些在深夜里把一根榫头反复打磨到位的人。他把刻刀放回箱子里，像把某种承诺重新上锁。
在一次内部大会议上，基金代表看着他：“刘总，市场在变，我们也有要求。我们理解你顾及工人的情绪，但长期下去，公司承受不了过高的成本。你必须在品牌扩张和人力成本之间找到平衡点。”
他抬头，看着那位代表，眼里有一种不容辩驳的务实：“我知道。但如果没有人撑着这张生产线，再大的品牌也没法落地。希望基金能理解，人的稳定，最终也是对公司价值的保护。”
话说出口，房间里短暂沉默。那不是赢也不是输，是两种逻辑的碰撞：资本的速率与手艺的节奏要如何协调？谁都不能马上给出完美答案。
会议下，几位老工人走过来，老王拍了拍他的肩：“你别一个人扛太多，记得招呼咱们，别把话都留在会议室里。”老白递给他一杯热茶，茶里有一点焦味，是车间里泡的，味道很实在。长河接过，感觉到一种来自根的温暖。
夜色里，他站在车间门口，望着那些还亮着的灯。有机器的嗡嗡声，像心跳，像城市的守夜。他知道接下来的路还长，也知道这条路没有捷径，只有不断把承诺变成协议，再把协议用行动去兑现。
门外的风带来一点晚秋的凉意，他把外套扣好，把手插进口袋，摸到那张早已发白的便签，纸的边缘被揉得皱皱的——“记住工艺，记住人”。他轻轻按了按口袋，像按住一个仍要继续刻的名字。
远处厂区的灯光在夜里闪动，工人们的影子往复。长河知道，有的人会质疑他的做法，说他太理想主义，也有人会说他太妥协。但他明白一件事：在身份开始错位时，最难的不是被别人误解，而是如何在误解中保住那点最真实的东西，不让它在扩张与利润之间逐渐消散。
夜深了，他回到办公室，把一份新的补偿清单和监督小组的第一次会议纪要发到群里。群里的“已读”一个个跳绿，像一列活着的数字。有人回复“谢谢”，有人回复“再等等”，也有人没回。
窗外，一辆货车慢慢从厂门驶出，车厢里可能装着发往另一城市的样品。长河站在窗前看着尾灯消失在远处的路上，心里有一个小小的声音，低低地提醒他：有人会用故事把你抬起来，也有人会用故事把你推远。你要做的，不是唯恐别人看不见你，而是在被看见时，先把那些为你撑起人生的人放在身边。
会后的一条夜班记录里，小鲁写下了一句旁注：“今天听见老王在说，长河可能是真想保大家的。这话……我记下了。”那注释很小，但被放在了记录最下方，像是微弱的火星。
长河合上电脑，手指在键盘上停了一秒，像在给自己也给大家做个承诺。他把刻刀塞进抽屉，把便签掏出来，在上面又用力按了一个字：守。
风继续在厂区里走，带着木头和油漆的味道，也带着人的呼吸。外面的世界对他们有太多期待，但在那一刻，长河觉得最重要的声音不是外界的喝彩，而是车间里一个个待播的名字。他轻声对着空旷的车间说了一句，像是对自己，也是对那些人的约定：“别怕，我在这儿。”
夜深了，机器都慢慢停下，车间里只剩下几处余光。窗外的远处，似乎有工地的灯还亮着，像圆点，在黑里闪，提醒着城市还在运转。他把那句“守”放进口袋，像放下一块镇纸，准备第二天再去争取，把承诺变成更牢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