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进入后半程，容易脱贫的地区和人口已基本得到解决，剩下的都是“贫中之贫、困中之困”，是难啃的“硬骨头”。祁同伟在扶贫办政策法规司的工作，也随之进入了更具挑战性的“深水区”。宏观政策的协调落实与微观现实的复杂矛盾交织在一起，考验着他的智慧、韧性和创新能力。
在推动“异地扶贫搬迁”这一破解“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难题的关键举措时，祁同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阻力。他负责协调的西部某石漠化严重地区，有一个数百人的自然村被列入整体搬迁计划。政府规划了交通便利、配套齐全的新安置点，新建了宽敞明亮的住房。然而，动员工作却异常艰难。
老支书岩旺，一位在村里德高望重的彝族老人。他认同搬迁的好处，但内心充满矛盾。岩旺找到下来调研的祁同伟，蹲在村头的大青树下，掏出烟袋，眉头拧成了疙瘩：“祁司长（祁同伟已晋升为政策法规司副司长），不是我们不信政府，不信你。这搬出去，楼是好了，路是平了，可我们这心里，空落落的啊！”
他指着周围的群山和虽然贫瘠却世代耕种的土地：“祖坟都在这儿，根在这儿。搬走了，地没了，我们这些除了种地啥也不会的老家伙，靠啥活？去城里打工？年纪大了，没人要。光靠那点补助，坐吃山空吗？年轻人可能愿意出去闯，我们这些老骨头……怕是就要客死他乡了。”
岩旺的话代表了相当一部分，尤其是中老年村民的普遍担忧。“故土难离”的情感羁绊与搬迁后“生计无着”的现实焦虑，成为横亘在搬迁路上的巨大障碍。几次动员会开下来，响应者寥寥，甚至有村民偷偷把分到的安置房钥匙退了回来。
面对僵局，祁同伟没有强行推进，而是带着团队再次扎进村里，挨家挨户倾听诉求。他意识到，单纯的“挪穷窝”不够，必须解决好“换穷业”的问题，同时要尊重和安抚好村民的乡土情结。
他推动当地政府与企业合作，在安置点附近规划建设了“扶贫产业园”，引进适合中老年劳动力的农产品加工、手工艺品制作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同时，针对有外出务工意愿的年轻人，组织定向技能培训和劳务输出。对于像岩旺这样有威望、熟悉农耕的老人，则聘请他们作为安置点社区的“民意顾问”或生态护林员，发挥余热，获得稳定收入。
他建议在新安置点设立“乡愁记忆馆”，鼓励村民将老村里的石磨、纺车等具有纪念意义的老物件搬迁过来集中展示。同时，与民政部门协调，在安置点附近规划了公益性墓地，允许村民将来将祖坟迁至此处，缓解“客死他乡”的忧虑。重要的民族节庆，政府支持在新社区组织活动，延续文化传统。
他协调明确，搬迁户在原村的土地承包权、林地权等权益保持不变，可通过流转获得收益。同时，设立搬迁过渡期生活补助和创业贷款贴息，帮助村民度过最初的适应阶段。
经过耐心细致的工作，岩旺老人率先在搬迁协议上按下了手印。他拉着祁同伟的手说：“祁司长，你们把咱们的心事都想到了，我们再不走，就对不起这份心了！” 老人的带头，最终推动了整村的顺利搬迁。这个案例后来被提炼为“安心搬迁工作法”，在其他类似地区推广。
产业扶贫是稳定脱贫的根本之策，但市场风险无处不在。祁同伟曾大力推动的某个高海拔贫困县发展高原夏菜产业，初期因错季上市，价格不错，农民积极性很高。然而，当种植面积迅速扩大后，问题接踵而至。
种植大户扎西，一个勤劳肯干的藏族汉子，投入了全部积蓄和贷款。一年，因为气候异常，周边多个县同时丰收，导致蔬菜集中上市，市场供过于求，价格暴跌。扎西地里的甘蓝菜，收购价跌到不够支付采摘的人工费，大片蔬菜烂在地里。他蹲在地头，这个黝黑的汉子抱着头，无声地流泪，对前来了解情况的祁同伟哽咽道：“祁司长，贷款……还不上了啊！早知道……还不如就种青稞……”
“谷贱伤农”的悲剧再次上演。这不仅打击了贫困户的信心，更可能让他们因产业失败而背负新的债务，陷入更深的贫困。如何建立有效的风险防范机制，成为亟待解决的难题。
这次教训让祁同伟深刻认识到，产业扶贫必须与市场机制建设、风险抵御能力提升同步推进。
他推动建立覆盖主要扶贫产业的“市场价格信息监测预警平台”，及时发布供求信息和价格走势，引导农户理性安排生产，避免盲目扩种。
他积极协调农业保险公司，开发针对主要扶贫农产品的“价格指数保险”，当市场价格低于约定目标时，启动理赔，兜底保障农户基本收益。同时，大力推广“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的订单生产模式，由企业与农户签订保底收购合同，锁定风险和收益。
推动在农产品集中产区建设冷链仓储和初加工设施，延长上市时间，错峰销售。支持龙头企业研发深加工产品，提升附加值，减少鲜销比例过高带来的市场冲击。
在他的建议和推动下，扶贫办会同财政部门，探索设立“扶贫产业风险补偿基金”，对因不可抗力或重大市场波动导致产业失败的贫困户和带动企业，给予一定的贷款贴息或损失补偿，帮助他们渡过难关。
当扎西在第二年，凭借价格保险理赔和订单农业的保底收入，不仅还清了部分贷款，还有了些盈余时，他特意给祁同伟发来了照片，照片里他举着哈达，站在绿油油的菜地里，笑容灿烂。
为了帮助留守妇女、老人等弱劳动力脱贫，各地兴办了众多“扶贫车间”，将一些技术要求不高的劳动密集型工序放到村里。但祁同伟在调研中发现，很多扶贫车间效率低下，产品质量不稳定，难以持续。
阿依姐，一位四十多岁的苗族妇女，手脚麻利但目不识丁。在一个电子元件组装扶贫车间，祁同伟看到阿依姐对着复杂的图纸和操作说明一筹莫展，只能做一些最简单的辅助工作，计件工资很低。车间负责人抱怨：“不是我们不教，是很多人基础太差，教起来太慢，影响整体效率。订单要求高，质量不过关，客户就要退货。”
“扶贫车间”面临着贫困人口现有劳动技能与岗位要求之间的“鸿沟”。如果没有有效的技能提升，扶贫车间很可能沦为低效的“救济点”，无法真正赋能。
祁同伟认识到，扶贫必先扶智，赋能才能增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