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经数年在扶贫一线的深耕与实践磨砺，祁同伟已从最初那个带着理想与些许茫然的“新兵”，成长为扶贫开发领域一位视野开阔、经验丰富、敢于并善于从宏观层面思考与破局的资深干部。他被任命为扶贫办综合司司长，这个岗位要求他不仅要熟悉各项具体业务，更需具备战略眼光，能够从国家层面统筹谋划，推动扶贫政策的系统性、制度性创新，为彻底消除绝对贫困、衔接乡村振兴“立柱架梁”。
如何防止脱贫人口返贫，以及如何及时发现和帮扶可能新产生的贫困人口？过去运动式、阶段性的“攻坚战”模式，需要向常态化、制度化的精准帮扶转变。
马晓东，一位年轻的计算机博士，被祁同伟从某高校“挖”到扶贫办，负责大数据系统建设。他技术精湛，但起初对扶贫业务的复杂性认识不足。
祁同伟找到马晓东，开门见山：“晓东，我们不能等到群众返贫了，或者陷入贫困了，才后知后觉地去救。必须建立一个能够提前预警、快速响应的机制。这就需要依靠数据，实现‘动态监测’。”
他描绘了构想：“我们要建立一个覆盖全国建档立卡贫困户和边缘易致贫户的‘防返贫动态监测平台’。这个平台要能整合教育、医疗、住建、人社、残联等多个部门的数据，设定一系列风险预警指标。比如，某个家庭突然有大额医疗支出，某个劳动力突然失业，某个学生面临辍学风险……系统一旦捕捉到这些异常信号，就要自动预警，推送给基层帮扶责任人，从而实现‘靶向’帮扶，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
马晓东听得眼睛发亮，但随即提出技术挑战：“祁司长，想法很好！但各部门数据标准不一，‘信息孤岛’现象严重，打通壁垒难度极大。而且，预警模型的精准度是关键，设得太敏感容易‘误报’，浪费资源；设得太宽松又会‘漏报’，失去意义。”
“困难我知道，”祁同伟坚定地说，“但这件事非做不可！这是巩固脱贫成果、建立长效机制的基石。技术上你牵头攻关，模型可以请社科院、高校的专家一起参与论证，先试点，再优化，逐步推广。协调各部门的事情，我来推动，办里会全力支持，必要时请国务院领导协调。”
在祁同伟的强力推动和亲自协调下，一场跨部门的数据整合攻坚战打响了。他不知主持了多少次协调会，磨破了嘴皮，有时甚至不惜“红脸”，强调这项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同时，他指导马晓东团队，选择在几个基础较好的省份先行试点，不断调试优化预警模型。
一年后，“全国防返贫动态监测信息平台”初步建成并投入运行。在西部某省，系统成功预警了一位刚刚脱贫的牧民巴特尔因雪灾损失大量牲畜，面临返贫风险。信息迅速推送到旗（县）扶贫办和帮扶干部手中，很快，应急救助、保险理赔和后续的生产帮扶措施迅速到位，帮助巴特尔一家稳住了生活。巴特尔激动地说：“没想到政府比我们自己还早知道我们的难处，这真是‘活菩萨’啊！”
这个平台的建立，标志着中国扶贫工作从“大水漫灌”到“精准滴灌”，再到“智慧预警”的深刻转变，为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奠定了坚实的数据基础。马晓东也在这个过程中，从纯粹的技术专家，成长为深刻理解扶贫业务、善于用技术解决实际问题的复合型人才。
东西部扶贫协作是国家大战略，但长期以来，多以东部单向的资金、项目援助为主，可持续性有待加强。祁同伟在调研中发现，一些协作项目与当地资源禀赋、市场需求结合不紧，成了“盆景”，甚至加重了西部地区的债务负担。
周启明，一位嗅觉敏锐、富有社会责任的东部民营企业家，旗下有大型连锁超市和食品加工企业。
祁同伟在一次企业家扶贫论坛上结识了周启明，他并没有直接要求捐款，而是与周启明深入探讨：“周总，东西部协作不能老是‘我给你钱，你帮我花’。应该转向更深度的产业合作，发挥东部企业的市场、技术、管理优势和西部地区的资源、劳动力、生态优势，实现共赢。”
他提出了“消费扶贫+品牌培育+产业链嵌入”的升级思路：“比如，西部某县的特色杂粮品质很好，但卖不出价钱。您的超市能否设立专柜，以略高于市场价的保护价收购，帮助打开销路？这比直接捐款更有持续性。更进一步，我们可以支持当地建立标准化生产基地，您的企业提供技术指导，合作开发高端杂粮产品，打造区域公共品牌。这样，西部农民实现了稳定增收，您的企业获得了优质货源和品牌美誉度，消费者买到了放心产品，这才是长久之计。”
周启明被这个务实的思路打动了，但仍有顾虑：“祁司长，想法很好！但贫困地区的产品往往规模小、标准不一、供应不稳定，大规模采购有风险。”
“所以我们政府要发挥作用，”祁同伟接过话头，“扶贫办可以牵头，联合农业部门，帮助当地合作社提高组织化程度，制定统一的生产标准。同时，我们可以探索建立‘东西部协作产业引导基金’，对参与深度合作的东部企业给予贷款贴息、风险补偿等政策支持，降低你们的试错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