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日后，一份由初颜亲自草拟、名为《定民策以安天下，兴农本而固邦基》的万言奏章，被郑重地呈送到了皇帝的御案之上。这份奏章，远不止于谈论红焰薯，而是直指帝国农业和土地问题的核心。
奏章开篇，初颜并未急于提出具体措施，而是首先深刻阐述了“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道理，结合去罗旱灾的教训和当前红焰薯推广带来的新情况，详细分析了土地兼并加剧可能导致的“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严重社会后果，以及大量自耕农破产对朝廷赋税、兵源和社会稳定的毁灭性影响。
其言辞恳切，数据翔实，忧国忧民之心溢于言表。
接着，她才提出了系统的“固本三策”：
其一，“均田限垦”。
她建议，由朝廷下令，对各州县人均耕地占有情况进行普查，设定一个合理的“占田上限”，并非一刀切地剥夺超额土地（那将引起巨大动荡），而是对超出部分，阶梯式加征“累进田赋”，使得持有大量土地的成本显着增加，抑制进一步兼并的冲动。
同时，严格限制非农身份者（尤其是商贾）大规模收购农田用于经营，鼓励其资本投向加工、流通等环节。
其二，“护农助社”。
大力扶持和规范“推广社”的发展，赋予其更多的权能，如代表社员与官府、商号谈判，组织集体销售和采购，甚至允许其在自愿基础上，进行小范围的土地合作经营或托管，形成规模效应，增强小农抵御风险和市场博弈的能力。
朝廷在种苗、技术、信贷等方面，优先向“推广社”和自耕农倾斜。
其三，“导利归公”。
针对红焰薯加工、销售等环节可能形成的垄断，建议由劝农司牵头，联合户部、工部，制定行业规范，防止恶意压价、囤积居奇。同时，鼓励发展多种所有制形式的加工工坊，特别是扶持由“推广社”或地方官府主导的工坊，确保产业利润能够更公平地反馈给生产者。
对于新兴的工商业主，既要保护其合法经营，也要通过税收、律法等手段，引导其资本流向有利于国计民生的领域。
奏章的最后，初颜恳切地写道：“……此三策，非为抑富，实为安贫；非为阻兴，实为导利。唯有使耕者有其田，劳者得其利，则民心定，社稷安，红焰薯之利，方能真正化为强国富民之永续根基。
儿臣深知，变法之难，难于上青天，触动的利益如山如海。然，为天下苍生计，为江山永固计，儿臣愿为前驱，虽千万人吾往矣！”
这份奏章，如同一块投入深潭的巨石，在朝堂之上激起了远比漕运案更为剧烈和持久的波澜。它触及的利益层面更深更广，引发的争论也更为尖锐。但这一次，初颜公主已然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她不仅要推广一种作物，更要为这个帝国，奠定一个更加公平、稳固的根基。
深根固本，方是长治久安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