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文坛学界，颇有一番新气象。这气象，倒不是因着有什么真学问、真见识，反倒是因着一批新式雅人的应运而生。他们的学问，是断不肯教人懂的；他们的文章，是必要教人看了昏昏欲睡的。这倒令我想起旧时的科举八股，不过换了洋装罢了。
这些雅人，大抵是有些头衔的。或是教授，或是专家，或是某某学者。他们的本领，在于能把三句话说明白的事，写成三万字的论文；能把老百姓都懂的道理，说得谁也不懂。譬如说，他们必要说成完成一次基于碳水化合物的能量补充过程。若是问他们为何不直说，他们便要瞪起眼来，斥你不懂学术规范。
我常想，这些人的学问，大约是要用尺子量的。文章愈长，术语愈多，便显得学问愈大。至于这学问究竟有什么用，能不能教人明白事理，那是全然不顾的。这使我想起古时候的某些文人，写诗必用僻典，作文必引古书，仿佛不如此便显不出自己的才学。而今的新式雅人，不过是把之乎者也换成了后现代，其用心倒是一般的。
更妙的是他们的做派。开会必在星级酒店，讲话必用投影仪器。说到农民，他们摇头叹息；提到工人，他们皱眉蹙额。但若要他们下到田间车间，那是万万不能的——怕脏了皮鞋，也怕失了身份。我曾见过一位教授，在讲台上大谈底层关怀，讲得声泪俱下。散会后，却因酒店提供的茶水凉了半度，便大发雷霆，把服务员骂得狗血淋头。这样的，实在教人不敢恭维。
文艺界更是不得了。有些作品，据说高雅得很，连作者自己都看不懂。画家画些莫名其妙的线条，叫作；诗人写些不通不顺的句子，叫作。老百姓看了茫然，他们便嗤笑：愚民不懂艺术！我总疑心，这些人是不是在玩什么把戏：先把艺术说得玄之又玄，教人不敢批评；再把自己的胡乱涂鸦奉为至宝，教人不得不称赞。如此一来，他们便永远立于不败之地了。
记得前些时候，有位画家展出一幅作品：白布上随意洒了几点墨。问其含义，他说是表现宇宙的虚无与生命的荒诞。我仔细端详良久，忽然想起幼时邻居小孩的尿布，也是这般模样。只是那孩子坦率得很，从不给自己的强加什么深意。
教育界也不甘落后。有些教科书，编得如同天书。明明浅显的道理，偏要绕上七八个弯子。学生学得痛苦，教师教得吃力，唯有编书的人得意：看我们的学问多么高深！我见过一本社会学教材，用三万字来解释二字。最后读完了，反倒不知道什么是贫穷了。这使我想起一个笑话：有人问什么是电，物理学家便从电子、质子讲起，直讲得听者昏昏欲睡。其实换个电工来，三言两语便能说明白，还能教你怎么接线。
这些新式雅人最可笑处，在于他们的慈悲心。他们时时说要启蒙民众，却从不肯说一句民众听得懂的话；口口声声要服务人民，却连人民的疾苦都不愿了解。他们的学问，仿佛专为装点门面用的，与实实在在的生活，是全不相干的。我认识一位研究农村问题的学者，着作等身，却分不清麦苗和韭菜。这倒罢了，最奇的是他竟以此为荣，认为这才是学者应有的派头。
其实说穿了，这些雅人何尝真有什么高深学问？不过学会了几个新名词，便拿来唬人罢了。正如先前那些假道学，满口之乎者也，其实肚里空空如也。现在的假学者，满口后现代，其实又何尝不是一样的浅薄？学问的真伪，原不在术语的多少，而在见识的深浅。可惜现在有些人，专以术语多寡论高低，这就难怪要生出这许多怪相了。
要破除这风气，倒也简单：但凡看见那些故弄玄虚的文章，大可不必硬着头皮去读；遇见那些装腔作势的学者，尽可不必勉强自己去听。让他们在象牙塔里自说自话去罢！
真正的学问，是要能解决实际问题的；真正的知识分子，是要能与百姓同甘共苦的。若只会玩弄辞藻，故弄玄虚，那与旧时的酸秀才有什么两样？
今夜写字至此，忽然想起儿时见过的测字先生。他们能把最简单的字解得玄之又玄，现在的某些学者，怕不是他们的传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