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9月，甘肃，金塔。
陈锐已经坐了三天火车，又换了吉普车在戈壁滩上颠簸了整整一天。窗外没有路，只有车轮碾过的车辙，弯弯曲曲伸向远方。看不到一棵树，看不到一间房，看不到一个人。只有无边无际的戈壁，灰黄色的沙砾，偶尔几丛骆驼刺，在风里瑟瑟发抖。
开车的战士姓赵，四川人，二十出头，晒得黢黑。他一边开车一边介绍：“陈总，再有一个多小时就到了。咱们基地就在前面，那片山脚下。”
陈锐点点头，没说话。他看着窗外，心里涌起一种奇怪的感觉。三十年前，1934年，他也是在这样一个荒凉的地方醒来，身边是湘江边的尸体。三十年后，他又来到这样一个荒凉的地方，身边是戈壁滩的风沙。
只是这一次，他不是来打仗的，是来造导弹的。
吉普车又颠了一个多小时，终于在一片帐篷前停下。陈锐下车，站在那片帐篷前，愣住了。
这就是导弹基地？
帐篷密密麻麻，像一片白色的蘑菇，在戈壁滩上铺开。帐篷之间有土路，人来人往，有穿军装的，有穿工装的，有光着膀子的。远处有几个正在施工的工地，塔架耸立，机器轰鸣。再远处，是光秃秃的山，寸草不生。
一个五十多岁的人迎过来，穿着军大衣，满脸风霜。他伸出手，嗓门洪亮：“陈锐同志？欢迎欢迎！我是钱继业，基地的，叫我老钱就行！”
陈锐握住他的手，感觉到那只手粗糙有力，满是老茧。
“钱主任，辛苦了。”
“辛苦啥？”老钱哈哈大笑，“你们这些专家才辛苦。来来来，先安顿下来，晚上给你接风！”
所谓的“安顿”，就是一个帐篷。帐篷里一张行军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个脸盆架。角落里放着两个暖水瓶，一张搪瓷缸。帐篷顶上有个灯泡，用绳子吊着，晃晃悠悠的。
“条件简陋，将就一下。”老钱说，“咱们这儿，什么都没有，只有戈壁滩和风。”
陈锐把行李放下，走到帐篷门口，看着外面的工地。夕阳西下，戈壁滩被染成金色。那些忙碌的人影，那些起吊的塔架，那些闪烁的焊光，在夕阳里显得格外壮丽。
“钱主任，”他说，“咱们有多少人？”
“五千多。”老钱递给他一支烟，陈锐摆摆手不抽，他自己点上，“五千多官兵，一千多技术人员，都是从全国各地调来的。大部分人住帐篷，一部分人住地窝子。喝的是苦水，吃的是咸菜窝头。但没人叫苦，没人喊累。”
陈锐看着那些忙碌的身影，心里涌起一股热流。
“那个水，”他问，“有多苦？”
老钱笑了：“明天你自己尝尝就知道了。咱们这儿的水，含碱量大，喝起来又苦又涩。刚来的人都拉肚子，拉上一个月就习惯了。”
晚上，老钱真的搞了一顿“接风宴”。所谓宴席，就是一大盆白菜炖粉条，几个窝窝头，一壶白开水。老钱把开水倒进搪瓷缸里，举起杯：“老陈，以水代酒，欢迎你来！”
陈锐举起杯，一饮而尽。水确实又苦又涩，咽下去喉咙都发紧。但他什么都没说，只是大口吃菜，大口喝水。
老钱看着他，眼里有了笑意。
吃完饭，老钱带他去见苏联专家。
专家住在另一片帐篷区，条件比中国人的好一点——帐篷是新的，每人一间，有电炉子取暖。组长叫谢尔盖夫，四十多岁，秃顶，戴金丝边眼镜，说话带着浓重的俄国口音。
“陈同志，欢迎。”谢尔盖夫伸出手，握了一下就松开，“听说你是搞火炮的？搞火炮的和搞导弹的，可是两回事。”
陈锐感觉到那语气里的轻视，但脸上不动声色：“谢尔盖夫同志，我是来学习的。导弹方面，我是新手，请多指教。”
谢尔盖夫点点头，显然对这个回答很满意。他从桌上拿起一份文件，递给陈锐：“这是我们的工作计划。你们中国人目前的任务，就是配合我们工作，学习基本知识。至于核心技术和关键数据，等你们学会了基础，再说。”
陈锐接过文件，翻了翻。都是些基础内容，真正的核心技术一个字都没有。
“谢尔盖夫同志，”他合上文件，“我想问一下，发动机的设计资料，什么时候能给我们？”
谢尔盖夫的表情变了变，很快又恢复了那种居高临下的笑容：“发动机？那是核心机密。需要莫斯科批准。你们先学基础，基础学好了，再说发动机的事。”
陈锐看着他，沉默了几秒，然后点点头：“好，我明白了。”
走出专家帐篷，老钱跟在后面，小声说：“老陈，看见了吧？这帮人，嘴上说帮助，心里防着呢。”
陈锐没说话。他站在帐篷外，看着夜空。戈壁的夜空，星星特别亮，密密麻麻像撒了一把碎银子。
“钱主任，”他突然问，“如果苏联人不给了，咱们自己能搞吗？”
老钱愣了一下，然后笑了：“老陈，你这话问到点子上了。咱们这些人，都是从战场上下来的人。打仗的时候，没有枪，没有炮，咱们从敌人手里缴获。现在搞导弹，没有技术，没有人，咱们自己学，自己干。我就不信，离了张屠户，就得吃带毛猪？”
陈锐看着他，心里涌起一股暖流。这个老军人，和他见过的那些工人、战士一样，有一股不服输的劲儿。
“好，”他说，“那就干。”
第二天一早，陈锐开始熟悉情况。
他先去了工地。那里正在建发射塔架，几百号人忙得热火朝天。有扛钢管的，有绑钢筋的，有浇混凝土的。没有人说话，只有劳动的号子和机器的轰鸣。
他走到一个年轻战士身边，那战士正扛着一根钢管，满脸是汗，军装都湿透了。
“同志，累不累？”
战士看了他一眼，咧嘴笑了：“累啥？比在朝鲜打仗轻省多了！”
陈锐拍拍他的肩，没说话。
他又去了技术区。那是一片帐篷搭的临时实验室，里面摆着简陋的设备，几个穿白大褂的技术员正在调试仪器。仪器大多是苏联产的，但看起来很旧，有些上面还打着补丁。
一个戴眼镜的年轻人迎过来，三十来岁，斯斯文文的。他自我介绍：“陈总，我叫王德明，技术组的。欢迎您来指导。”
陈锐摇摇头：“我不是来指导的，是来学习的。你们在搞什么？”
王德明领着他在实验室里转了一圈，一边走一边介绍。他们在搞遥测系统，这是导弹的眼睛和耳朵，用来把飞行数据传回地面。仪器是从苏联进口的，但很多已经坏了，他们自己修，自己改。
“这个，”王德明指着一个像收音机一样的东西，“是咱们自己装的。苏联的坏了，没零件换，我们就拆了别的机器上的零件，自己装了一个。虽然不好看，但能用。”
陈锐看着那个“土造”的遥测仪，外壳是用铁皮敲的，焊点歪歪扭扭，但里面的线路整整齐齐。他突然想起杨振业，想起那些年在沈阳搞的“土办法”。
“好，”他说，“好。”
中午吃饭，陈锐和战士们一起排队。伙食确实差，一勺白菜炖粉条，两个窝窝头，一碗苦水。但他看见战士们吃得津津有味，没有一个人抱怨。
老钱端着碗过来，蹲在他旁边：“老陈，习惯不？”
陈锐咬了一口窝窝头，粗粮拉嗓子，咽下去费劲。但他点点头：“习惯。”
老钱笑了：“你是真能吃苦。有些刚来的知识分子，头一个星期天天拉肚子，哭着喊着要走。你没哭，也没喊。”
陈锐也笑了：“哭啥？比我当年在长征路上吃草根树皮强多了。”
晚上，陈锐召集第一次技术会议。
帐篷里挤了几十个人，都是技术骨干。有从哈工大毕业的，有从交大毕业的，有从部队转业的。他们看着陈锐，眼神里有期待，也有怀疑。
陈锐站在前面，没有稿子，只是看着那些年轻的面孔。
“同志们，”他开口，“我叫陈锐，新来的副总指挥。搞火炮出身，导弹是外行。但有一点我懂——这个东西，咱们必须搞出来。搞不出来，国家就危险，人民就危险。”
帐篷里安静极了。只有远处工地的轰鸣隐隐传来。
“苏联专家说，咱们是新手，得慢慢学。没错，咱们是新手。但新手不等于干不成。当年在沈阳，咱们连火箭炮长什么样都没见过，后来搞出来了。在西安，咱们连炮钢都炼不出来，后来也炼出来了。现在搞导弹，也是一样。慢慢学，慢慢干，总有一天，咱们也能搞出来。”
他顿了顿，看着那些年轻的眼睛：“我知道，现在条件艰苦，喝苦水，吃窝头，住帐篷。但再苦，能有长征苦？能有上甘岭苦？那些牺牲的战友，要是知道咱们在这儿搞导弹，搞保卫国家的东西，他们一定高兴。”
掌声响起来。先是稀稀落落，然后越来越响。
会散了，王德明留下来，欲言又止。
“有事？”陈锐问。
王德明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本子，递给他：“陈总，这是我这一年多自己琢磨的一些东西。苏联人给的资料不全，我就自己算，自己推。您看看，有没有用。”
陈锐接过本子，翻开。里面密密麻麻全是公式和数据，有些地方改了一遍又一遍，有些地方画了草图。虽然粗糙，但思路清晰，有板有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