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投降的盗匪，区分首恶与胁从，首恶严惩，胁从经教育后，或补充军伍，或遣散归农。
同时，严肃军纪，明令宋军不得扰民，违者严惩不贷。
很快，社会秩序开始好转，商旅渐渐通行。
五、尊重习俗，因俗而治。
陇右地区民族复杂，汉、党项、吐蕃、回鹘、羌等族杂处，风俗各异。
吴玠采纳幕僚建议，实行“因俗而治”。
不强行改变各族生活习惯、宗教信仰（如吐蕃信佛，回鹘信伊斯兰教等）。
在赋税、徭役上，对蕃部给予一定优惠。设立“蕃学”，允许蕃部贵族子弟入学，学习汉文经典，参加科举，给予出身。
同时，也要求蕃部首领送予弟入秦州“学习礼仪”，实为质子，以加强控制。
对于有影响力的喇嘛、阿訇等宗教人士，也予以礼遇，通过他们来安抚部众。
六、重建文教，归化人心。
吴玠在秦州重修州学，邀请因战乱流落此地的儒生担任教习，招收汉、蕃子弟入学。
下令搜集散佚的书籍，组织人力抄写。
在条件允许的州县，恢复或建立官学、书院。
虽然短期内难见成效，但这是“以夏变夷”、进行文化认同的长期工程。
同时，他以身作则，尊重士人，接见地方耆老，听取民意，塑造“仁德武威”的统治者形象。
七、慎用刑罚，清理冤狱。
宣布废除蒙古统治时期的严刑峻法，暂以《宋刑统》为据，结合当地习惯法，审理案件。
清理积年冤狱，平反错案。
选派较为公正的官员担任州县司法官，迅速恢复司法体系，给百姓以公道和秩序的希望。
吴玠的这些措施，并非凭空想象，许多借鉴了历史上诸葛亮治蜀、曹操屯田、以及本朝范仲淹经营西北的经验，并结合了陇右的实际情况。
虽然受限于时间、财力、人才，许多政策只能搭起框架，或仅在核心区域推行，但其效果是立竿见影的。
逃亡的百姓开始返乡，荒芜的田野出现了耕作的身影，残破的集市渐渐有了人气，道路上往来的不再是溃兵和盗匪，而是渐渐多起来的商旅和信使。
尽管距离真正的繁荣安定还很遥远，尽管蒙古的威胁依然悬在头顶，尽管民族矛盾、土地纠纷等深层次问题远未解决，但一种基本的秩序和微弱的希望，已经开始在这片饱经沧桑的土地上重新萌发。
消息传到临安，太子赵玮仔细阅读了吴玠关于安抚治理的详细汇报，心中大定。
他亲自拟旨嘉奖，并指示户部、吏部，对吴玠所请的治理能吏、教化经费，予以优先考虑和拨付。
他知道，只有前方“攻城”与“攻心”并举，后方全力支援，这场关乎国运的西北大棋，才能一步步走向成功。
而他的下一个任务，是处理那些随着胜利而来，开始重新“发现”大宋，并试图与这个似乎正在复兴的帝国建立新联系的四方使节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