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星厂那间兼做会议室、接待室，偶尔还堆放些杂物的简陋平房里，林凡见到了这位从省城风尘仆仆赶来的女记者，苏晴。
她看起来大约二十七八岁，剪着一头在这个时代显得格外利落清爽的短发，五官明晰，一双眼睛格外有神，透着股知识分子特有的清亮和审视感。身上穿着件在这个小县城里很少见的卡其色风衣，领子立着，更添了几分干练和不易接近的气场。她身边跟着个约莫二十出头的小伙子，脖子上挂着个海鸥牌照相机，手里提着帆布包，一副随时准备抓拍的样子。
“林厂长，你好，我是省报《改革前沿》版的记者，苏晴。”她主动向前一步，伸出手，动作干脆，话语清晰，带着一种见多识广的落落大方。
“苏记者，一路辛苦，欢迎来到红星机械厂。”林凡和她轻轻一握，感觉到对方的手指有力，一触即分，尺度把握得恰到好处。他脸上带着温和而不失距离的笑容，“条件简陋，怠慢了。”
“林厂长客气了，我们下来采访，不是来享受的。”苏晴微微一笑，目光却不着痕迹地在林凡脸上停顿了一瞬，似乎在快速评估着这个最近在系统内小有名气的年轻厂长。
双方在掉漆的木制长条桌两边落座。宋卫国作为厂里的副书记，也在一旁作陪，手脚略显拘谨，脸上堆着有些紧张的笑容。这可是省报的大记者！一句话、一篇报道，可能就能决定一个厂子，甚至一个人的命运，由不得他不重视。
简单的寒暄，主要是宋卫国介绍了厂里目前的大致情况后，苏晴便从帆布包里拿出笔记本和钢笔，直接切入主题，问题精准得像手术刀：
“林厂长，宋书记，我这次来，主要是了解到红星机械厂在没有任何国家额外拨款、自身基础薄弱的情况下，依靠自身力量，不仅扭亏为盈，还成功申请到了市里的重点技改资金，并且正在推进力度很大的技术改造。这在当前很多国营厂还在‘等、靠、要’的大环境下，非常引人注目。”
她语速平稳，但每个字都带着分量：“据我所知，很多比你们规模更大、历史更悠久、基础更好的国营厂，目前都还处于观望和向上级伸手的状态。能详细谈谈，你们红星厂是怎么打破这个局面的吗？最初的动力和契机是什么？”
这个问题听起来是常规采访，实则直接点出了红星厂行为的“异类”之处，潜台词是：别人都没动，你们凭什么能动？怎么动的？
宋卫国心里咯噔一下，脸上的笑容有点僵，下意识地看向林凡，手心有点冒汗。这记者，上来就问这么敏感的问题？
林凡面色平静，似乎早已料到会有此一问。他笑了笑，那笑容里带着点恰到好处的无奈和坚定：“苏记者，您说得非常对，‘等、靠、要’，确实等不来发展，靠不来未来，更要不到饭吃。我们红星厂的情况比较特殊，之前的情况，宋书记应该跟您提过，一度濒临倒闭，账上没钱，库里没料，工人们大半年发不出工资，人心都快散了。”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苏晴快速记录的笔尖，继续道：“可以说，我们是被逼到了绝路上，退一步就是万丈深渊，这才有了必须破釜沉舟、背水一战的决心。至于怎么做到的，我觉得主要靠三点。”
他掰着手指，条理清晰：“第一，也是最重要的，我们有一个团结肯干、顾全大局的工人队伍。老师傅们技术底子好，愿意把压箱底的本事拿出来；年轻人有冲劲，肯学肯钻，不怕吃苦。没有他们，一切都是空谈。”
“第二，我们找准了方向，集中了全部力量，专注于低压电器这个我们相对熟悉，且市场有需求的领域，寻求突破。贪多嚼不烂，我们必须把好钢用在刀刃上。”
“第三，就是积极争取，但不是‘等靠要’式的争取。我们主动向市里汇报我们的想法、我们的困境，也展示我们自力更生的决心和初步成果。市里这次拨付的技改资金，既是对我们前期工作的肯定，也是对我们未来发展的支持。我们非常感激。”
这番话，林凡说得不卑不亢，既点明了改革的必要性和被动性（被逼到绝路），又突出了集体的力量（工人）和上级的支持（市里），逻辑严谨，情理兼备，唯独将他自己的作用轻描淡写地略过了。
苏晴笔尖不停，头也不抬地追问，问题更加尖锐：“林厂长过谦了。我了解到，您本人在这场改革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核心作用。厂里的老师傅们对您很信服，年轻骨干也多是您提拔起来的。不过，我也听到一些不同的声音。”
她抬起头，目光锐利地看向林凡：“有传言说，您似乎有些……特别的渠道，比如海外关系，带来了一些资金或者技术上的支持？否则很难解释红星厂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打开局面。另外，也有反映说，您的管理方式……嗯，比较独特，打破了许多厂里原有的惯例和平衡，引起了一些老同志的不适应。您怎么看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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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卫国脸色彻底变了，呼吸都急促了几分。这记者哪里是来采访的？这分明是来查账、来找茬的！海外关系？这顶帽子在这个年代可太敏感了！还有管理方式，这不就是在说林凡独断专行吗？他张嘴想替林凡解释两句，却被林凡用眼神轻轻制止了。
林凡心里冷笑一声，面上却露出一个更加无奈，甚至带点自嘲的笑容：“海外关系？苏记者，不瞒您说，我要真有那么硬气的海外关系，当初红星厂最困难的时候，我也不至于到处求爷爷告奶奶，看尽白眼了。至于资金和技术……”
他摊了摊手，“每一分钱怎么来的，每一张图纸怎么画的，厂里的账目清清楚楚，技术来源也经得起查。我们靠的是大家勒紧裤腰带，是靠技术员们熬夜画图，老师傅们一点点琢磨工艺。要说特别，可能就是我们都特别想活下去，想把厂子搞好吧。”
他巧妙地将“海外关系”这个敏感话题引向了可以核查的账目和技术流程，化解于无形。
“至于管理方式，”林凡收敛了笑容，神情变得郑重，“苏记者，打个不恰当的比方，一个病人膏肓、奄奄一息的病人，您是给他下点温和补药慢慢调理，还是得下猛药，先把他从鬼门关拉回来？我们红星厂当时就是那个重病人。打破旧的、已经不适应发展、甚至阻碍发展的平衡，是为了建立新的、更健康、更有活力的平衡。这个过程，肯定会有阵痛，会有人不适应，甚至不理解。但我相信，我们厂的绝大多数职工，是明白‘锅里有了碗里才有’的道理，是理解并支持我们为了厂子的生存和发展所做的一切的。大家现在拿到手里的工资和奖金，就是最好的证明。”
他再次把个人管理风格的“激进”问题，提升到了“拯救企业”和“职工利益”的高度，让人难以反驳。
苏晴定定地看了林凡几秒钟，对方眼神坦荡，语气诚恳，回答更是逻辑严密，几乎无懈可击。她合上笔记本，站起身：“口说无凭，林厂长，能带我去车间实地看看吗？我想看看你们工人真实的工作状态，看看你们正在调试的新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