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盯着桌上那本写着“别信”的文件夹，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了两下。
电话拨通，只响了一声就接起来了。
“是我。”我说，“程砚的事，你来查。”
对方没问细节，也没多说一个字。他知道我什么时候需要什么。
挂了电话，我没动。电脑还开着，屏幕停留在“程砚”文件夹的空白文档上。我一条信息都没删，也没加新内容。等的人还没回来报告，我不急着写什么。
不到四十分钟，助手的消息来了。
第一条：程砚登记用的身份证号确实能通过核验，但名下没有任何公司、社保记录或房产信息。这个人像从天上掉下来的。
第二条：他见我那天开的车是深圳一家租赁公司的短期租约，租期三天，付款账户是境外第三方支付平台，资金链断在新加坡中转户。
第三条：他住的酒店开了两个房，一间用自己证件登记，另一间用匿名代订服务。前台监控显示，他在见面当天下午离开总部后，直接去了机场贵宾厅，没有登机记录，但在里面待了两个小时。
我看完，把手机翻过去扣在桌上。
不是买家太干净，是有人帮他擦得太彻底。
又过了两个小时，助手打来语音电话。
“我找了卢森堡那边的朋友。”他说，“那个基金确实注册了，名字叫‘远景资本’，合规手续齐全。但它背后有三层离岸控股结构，最终控制方是一家叫‘恒坤远景’的BVI公司。”
我嗯了一声。
恒坤。
又是这个名字。
上周还在新闻里看见陆振邦站在工地前笑，说要打造“城市新地标”。现在他的影子公司就打着境外基金的旗号，来收我的地？
“继续。”我说。
“我调了他们最近三个月的土地交易记录。”助手说，“江城南区一块工业用地，报价比市价高12%，九折签约，一周内付定金。临安经开区两块地，同样模式，买完立刻备案做‘产城融合更新项目’。”
我坐直了。
这些地方，都是我准备甩掉的包袱。
可他们的出价方式、节奏、合同条款，和程砚提的一模一样。
高价九折、快速付款、不要排他、不设附加条件——听着像救星，其实是清仓收割机。
“还有。”助手说，“我让朋友查了程砚在深圳期间的活动轨迹。他在贵宾厅见了一个人，是恒坤法务部前总监陈立群。这人去年离职，现在以个人身份接咨询项目，专帮房企做跨境架构设计。”
我闭上眼。
难怪程砚知道我原来的城市更新规划。
不是他研究得深，是他听内部人讲的。
“他们想干什么？”助手问。
“不是想干什么。”我说，“是已经在干。”
我起身走到白板前，拿起笔画了三块区域：江城、临安、广南。
每一块地，都是我主动退出的战场。
但如果被同一家势力全收走呢？
三块地不在市中心，但连起来看，正好卡在两条地铁延长线的交汇辐射区。政策一旦落地，整片区域价值重估。
我不是在卖资产。
我是在给别人铺路。
“他们不是冲地来的。”我对着电话说，“是冲位置来的。低价拿不着，就用高价把我逼走。等我一撤，他们立马整合，变成连片开发体，到时候不仅能申请政策补贴，还能主导片区定价权。”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
“你是说，他们根本不怕贵？”
“对。”我说，“他们不怕贵，就怕我不卖。我一犹豫，市场风声一起，银行抽贷，股价下跌，我只能贱卖。他们现在给高价，不是帮我，是在抢时间。”
“那你还见他吗？”
“不见。”我说，“我已经给了反应时间。再谈，就是配合他们演戏。”
我回到座位，打开新建的文档，标题还是“程砚”，但这次我开始打字。
第一行：代表恒坤系影子基金，真实身份为战略收购执行人。
第二行：行动目标：整合哲远退出地块，形成区域控制优势，压制我方后续布局空间。
第三行：动机分析：非单纯盈利，而是借资产收购完成市场围堵，削弱我方在地产板块的话语权。
写完，我把文档打印出来，放进那个写着“别信”的文件夹里。
然后我拨通财务部电话。
“之前那三块地的挂牌流程停到哪一步了？”
“临安和江城已经签了意向书，广南还在谈。”
“把临安和江城的意向书作废。”我说，“理由写‘内部评估调整’。广南那块地，继续和王强谈。”
“王强是街道办的……”
“我知道。”我说，“但他要的是青年人才公寓，不是炒地皮。他批不了多少预算，但能拿政策。我们给他设计方案，挂联合试点牌子，先把项目立项。”
“可程砚那边……”
“他问我为什么中止文旅小镇项目。”我忽然说。
“你怎么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