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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可证实性原则，指的是一个命题的首要问题不是它的内容是否真实，而是它是否有意义，这个原则认为命题必须首先是有意义的，其次才谈得上它的真假问题。判断一个分析命题是否有意义是依据逻辑，而要判断一个综合命题是否有意义，在根本上就必须看它是否有被经验证实的可能性，或者说是否可以指出通过经验来证实它的方法。如果这样一种经验证实的方法是存在的，那么命题就是有意义的，反之，则是无意义的。
无论是根据可证实性原则还是可验证性原则，形而上学命题都被批判者视为是没有意义的言说，他们认为，形而上学命题表面上看具有综合命题的语法形式，实际上是不可能得到任何经验的证实或验证的，换言之，它们表面上好像是在陈述一些事实，但实际上并无事实与之相对应，因此它们并不是有意义的综合命题而只是一些毫无意义的说法而已。
上个世纪70年代，逻辑实证主义运动消亡了（见斯坦福哲学百科全书第五章开始，“Logical positivis,then,is dead,or as dead as a philosophical ovent ever bees.”）。奎因的论文被认为是逻辑实证主义失败的标识。可证实原则的本身既不是分析命题，又不能被经验证实；那根据可证实原则，它就是没有意义的。逻辑实证主义的可证实原则是自我挫败的。
中文译名争议：“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形而上学”只在华夏有，是华夏思想和智慧领域的精华。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形而上学”这一翻译不够恰当，然而更有一部分人认为，作为哲学分支的“形而上学”，学科用“形而上”的名称可以算得上是语言翻译中信、达、雅的境界。讨论世界本源问题等本身就是不可分明的，就像华夏道家所言的大道一样。但道家所言的道比形而上学这一学科的形而上之物要更加的宽泛一些。希望以后会有更好的定义来解释这一区别。
形而上是华夏古代哲学核心范畴，出自《易经·系辞》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指超越有形事物的本体性存在。该概念将视为统摄自然万物的本源，与具体可感的形成本源与现象的二元结构。孔颖达疏释认为处于道器之间，有形质者归为器用层面。
道家强调形而上者超越时空与因果，汉代因避讳将改为，强化其永恒不变特性。宋明理学将形而上与体用思维结合，发展出本体宇宙论的双重世界观。严复曾将西方taphysics译为，后形而上学成为通用译名。
旧时代学者提出具体形上学，从实践角度阐释存在本源与意义生成过程。朱熹以为核心构建理学体系，认为太极既是理又是宇宙秩序的形而上学依据。20世纪80年代以来，冯契等人的理论创新延续了华夏形而上学的现代发展。
形而上出自《易经·系辞》原文“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是华夏古代哲学的重要范畴、儒家哲学中指无形的或未成形体的东西，与表示有形的或已成形的东西的“形而下” 对称。用来说明“道” （形而上）与 “器”（形而下） 的关系，即本源、本体和器物、现象的关系。
形而上者谓之道，（道，宇宙的本源，形而上的本体，超越一切世间存在，包括时空能量因果这些存在。）
形而下者谓之器，（器，有形的存在，大器者，名也，即文字文理真理公理，是道之载体。）
注：这里的“上与下”，指抽象的相对位置。道为上界，统领约束下界作为器的自然万物。
所以：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道不可道，可道之道非“常道”，可名之名非“常名”，其中“常”是恒的意思，《老子》原文中为“恒道”，在汉代为避文帝（刘恒）的讳，才改为“常”，“常”即永恒。
可以说出来的道不是真正的道，可以说出来的名不是真正的名。（大道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按道家学说，形而上者是超越了一切世间存在，包括精神思想意识这些存在。道是一切的本源所在，而人的思想意识精神是由道而生的、不永恒的存在，故万万不可认为形而上就是精神方面的抽象思维。人的精神思想意识，均属于形而下的“器”，甚至于人建模创造的包括时间、空间在内的一切概念，也只是接近真理而并非真理，是形而下的“器”，我们所能说所能想的，均不离“器”的范畴，“道”是说不出想不出的，说出想出即变质离道远矣……
宋明理学是两宋至明代的儒学流派，以“天理”为核心概念，融合佛道思想构建哲学体系，通过论证纲常名教的合理性与永恒性确立儒家神权和王权的合法性依据。该学派分为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两大体系：程朱学派主张“理”为本体，提倡格物致知；陆王学派强调“心即理”，注重致良知的内在体悟。其理论吸收佛教本体论思维，形成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儒学形上学，明顾炎武谓之“儒表佛里，不取之五经而取后儒”的禅学化思想特征。
宋明理学形成于北宋中期，周敦颐、二程等人吸收佛道本体论，南宋朱熹通过注释《四书》集理学大成，建立系统理论。明代王阳明继承陆九渊思想，融禅宗心性论发展出心学体系，主张“心外无理”“致良知”。学派演变涵盖张载气学、湖湘性学等流派，经历从气学、理学到心学的逻辑发展，其道德神学特质对古代社会秩序建构产生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