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雨连下了三天，茂东市新港区行政中心大楼的玻璃幕墙被冲刷得发亮，雨珠顺着幕墙往下淌，在地面积成小小的水洼，却挡不住会议室里紧绷的空气。
区党委副书记黄明光把一份厚厚的《新港区生物医药产业园土地收储方案》推到桌心，封面的烫金标题在顶灯下发着光，他指尖在“争议地块”四个字上反复敲了敲，声音里带着几分焦灼：“还有七天就要公示，吴教授，这三块地上的七家机械厂诉求再不解决，下个月的奠基仪式就得黄，到时候不仅投资方要撤资，市里的考核也没法交代。”
坐在对面的吴砚抬了抬眼镜，镜片折射出桌上文件的一角。这位新港区法学会聘请的首席法学专家，总习惯把复杂的法律问题拆成看得见的“地图”—— 他面前摊开的航拍图上，红色马克笔圈出的是集体建设用地，蓝色标注的是未登记的工业用房，而那片被铅笔涂成灰色的区域，正像一块顽固的补丁，盘踞在规划中的产业园核心位置，里面七家中小型机械厂的厂房新旧交错，连围墙都透着股不愿妥协的劲儿。
吴砚手指轻轻划过灰色区域，声音平稳得像雨幕里稳稳撑着的伞：“黄书记，问题不在补偿标准 —— 咱们给的标准已经比周边县区高了15%，关键在‘历史遗留’这四个字。”
吴砚从公文包里掏出一叠泛黄的档案复印件，最上面那张纸边都卷了毛，是 2008 年新港区还叫“新区管委会” 时印发的《新港区工业布局临时管理办法》，纸张上还能看到当年存档时盖的红色印章。
“您看，这七家企业 2010 年入驻时，当时的管委会为了吸引投资，在入驻协议里明确写了‘五年内优先办理产权登记’，可2015年区划调整，管委会升格为行政区，之前的临时管理办法作废，新的产权登记细则又拖了两年才出台，这就造成了政策衔接的断档。”
吴砚把协议复印件递到黄明光面前，指着其中一条加粗条款，“现在咱们按 2020 年的现行标准算补偿，等于是让企业为行政衔接的漏洞买单，别说企业不接受，从《行政许可法》和《民法典》的诚信原则来看，法理上根本站不住脚，真闹到法院，咱们大概率要输。”
会议室里的议论声突然低了下去，区自然资源局的老王刚要开口辩解 “当年的政策衔接问题不是咱们这届的责任”， 吴砚已经翻到了另一份文件 —— 最高人民法院 2022 年发布的行政协议典型案例汇编，他把文件翻到第 17 页，指着其中一起 “开发区政策断档引发的企业补偿纠纷” 案例――
“参考这个案子，咱们可以设计‘补偿 + 产权置换’的组合方案。对符合产业园环保、规划要求的三家精密机械厂，在产业园西侧的预留工业用地里，按 1:1.2 的比例划拨同等面积的土地，帮他们办理正规不动产权证，还能享受三年的税收减免；另外四家不符合环保要求的铸造厂，除了按现行标准提高 20% 的货币补偿，还能优先租赁产业园的标准化厂房，前三年免租金，第四年按市场价的 70% 收取，这样既解决了企业的生存问题，也不耽误产业园建设。”
黄明光的手指慢慢松开了攥紧的笔，笔杆上被捏出的印子渐渐平复。他知道吴砚不是第一次在关键决策上 “破局”。
去年新港区要引进总投资五十亿的新能源项目，项目涉及跨境知识产权质押 —— 企业想把在德国注册的三项核心专利质押给本地银行，可区里的法务团队翻遍了《商业银行法》《专利法》，都没找到跨境专利质押的具体操作流程，银行也怕担风险不肯放款，项目推进卡在了最关键的资金环节。
是李砚带着法学会知识产权专业委员会的五名专家，扎在办公室里熬了一周，梳理了全国 12 个自贸区的类似案例，还专门咨询了国家知识产权局的专家，最终拿出了《新港区跨境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操作指引》，不仅明确了专利价值评估、跨境登记备案、风险分担的具体流程，还协调银行、市场监管局、外汇管理局建立了 “绿色通道”，企业提交材料后三天就拿到了第一笔 8000 万的质押贷款，项目最终顺利落地，现在每年能为区里带来 3 亿元的税收。
“那企业这边的工作怎么推进？之前街道办的人上门谈了三次，都被企业老板赶出来了。”
黄明光最担心的还是征地后的涉稳压力，他怕一旦处理不好，七家企业联合到区综治中心反映诉求，不仅影响产业园建设，还会打乱全区的工作节奏。
李砚早有准备，他打开平板电脑，调出一个标注着“法律明白人”的Excel表格，表格里详细记录了三十个人的姓名、所在村社、联系方式和擅长领域：“区法学会以及联合区司法局，培训了三十名基层调解员，都是各村熟悉情况的老党员、退休干部和社区法律顾问，他们跟企业老板要么是同乡，要么是老熟人，沟通起来比咱们方便。
我们会和他们一起上门，把‘历史承诺的法律依据’、‘现行政策的补偿标准’、‘产权置换后的未来收益’这三条线讲清楚，还会带企业老板去西侧的预留用地和标准化厂房实地考察，让他们看到实实在在的好处，不会让他们觉得是‘强拆’。”
雨势渐小的时候，方案的修改方向已经明确，黄明光让秘书立刻根据吴砚的建议调整方案，会议室里的人陆续离开，只剩下他和李砚。
黄明光送吴砚到楼下，看着他撑着一把黑色的伞走向停在路边的银色轿车，雨丝落在伞面上发出细碎的声响，他突然想起第一次见吴砚的场景 ——2020 年新港区刚成立法学会，吴砚作为江南大学法学院的教授被引进，当时还有人在背后议论，说一个常年待在象牙塔里的“书呆子”，根本解决不了基层那些家长里短的“泥巴官司”，可没过多久，吴砚就在坡田镇的征地纠纷里，用实力打破了这些质疑。
那时候坡田镇要修一条连接高速口的快速路，这条路不仅能缩短镇里到市区的距离，还能带动沿线五个村的农产品销售，可项目推进到拆迁阶段就卡了壳 —— 涉及的两百多户村民里，有十五户死活不肯签补偿协议，带头的是村民谢老树，他拿着铁锹守在村口，皮肤黝黑，嗓门洪亮，见着施工队的车就往轮胎底下躺，施工队几次进场都被拦了回来。
镇党委莫书记急得满嘴燎泡，嘴角起了好几个溃疡，他在区里的会议上提了好几次，最后还是区政法委书记提醒他：“你去找区法学会的吴教授试试，说不定他有办法。”
吴砚当天就扎进了坡田镇，他没先去镇政府开会听汇报，而是让司法所小杨找了个熟悉村里情况的村干部，带着法学会的年轻律师小林，挨家挨户坐在村民的堂屋里聊天。
村民的堂屋里大多摆着老式的木桌和藤椅，桌上放着搪瓷杯，吴砚每次都先接过村民递来的茶水，等对方打开话匣子，再慢慢聊起拆迁的事。
在谢老树家，老人把一本皱巴巴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拍在桌上，封面的塑料皮都裂了缝，他指着证上的 “三分地”字样，激动得手都在抖：“这证上白纸黑字写着我家有三分地，凭啥修路只算两分半？你们是不是想吞了我这半分地！”
吴砚没急着反驳，而是蹲在地上，把谢老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和镇里的规划图铺在一起，又从包里掏出 2016 年的汛期受灾记录和航拍图，用红笔圈出一块被河道淹没的洼地：“谢大爷，您先别激动，咱们看证据说话。2016 年夏天那场大暴雨，您家这块地被洪水冲了，后来河道改道，这块半分地就变成了河道的一部分，按《土地管理法》第九条，河道属于国家所有，所以现在实际能算在您名下、可补偿的土地，确实是两分半。”
吴砚又从包里拿出隔壁村去年修桥的补偿协议复印件，“您看，隔壁村张大叔家去年也遇到了同样的情况，他家原本两分地，因为一部分变成了河道，最后按一分六补偿，补偿标准和咱们镇一模一样，一分钱都没少。而且这条路修通后，您家到镇上的距离能缩短四里地，以前您拉一车蔬菜去镇上卖，得骑一个小时三轮车，路修通后二十分钟就能到，菜还新鲜，能多卖不少钱，这长远的好处可比半分地的补偿划算多了。”
谢老树盯着规划图和补偿协议看了半天，手指在 “河道” 两个字上摸了摸，沉默了好一会儿，终于叹了口气：“我也不是想闹事，就是怕你们欺负我不懂法，把我的地给吞了。你这话说得在理，不是蒙我们老百姓。”
解决了谢老树的问题，其他十三户村民的态度也软了下来。吴砚趁机在村里的文化广场开了场 “法律夜市”，他让镇政府搬来几张桌椅，拉上“坡田镇快速路拆迁政策法律咨询”的横幅，还在桌上摆了《土地管理法》《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的小册子，把里面的关键条款用彩色笔标出来，再翻译成“你家的地为啥算这么多”“补偿款啥时候能到账”之类的接地气“大白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