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强度，对你现在的身体来说，太大了。”她合上笔记本，“宏伟，我是你的教练，我了解你。你现在的身体状况，连这上面十分之一的量都完成不了。”
“我知道。”
“那你还……”
“我不是为我自己写的。”我说，“我是为那些孩子写的。”
田玉梅愣住了。
“田教练，”我看着她，这个曾经把我从体校带到国家队，从市冠军带到奥运冠军的女人，如今头发花白，但眼睛依然明亮，“我知道我跑不动了。但我知道怎么让别人跑。我知道怎么让那些在土路上跑大的孩子，跑得更快，更稳，更远。”
我顿了顿，声音在空旷的仓库里回荡：“我教不了他们拿金牌，但我能教他们一件事——怎么在一条破旧的煤渣跑道上，找到自己的节奏，然后，一直跑下去。”
田玉梅看着我，很久，很久。阳光从门口斜射进来，在地上投出长长的影子。灰尘在光柱里飞舞，像无数细小的星辰。
然后，她笑了。那笑容很浅，但很真实。
“邵宏伟，”她说，“你一点都没变。”
“不，我变了。”我说，“我老了，伤了，废了。但有些东西，没变。”
“比如？”
“比如，”我走到起跑线上，转身，面向她，“我还相信，跑步能改变命运。就像当年，你相信我一样。”
田玉梅走到我面前，拍了拍我的肩膀。那一下很重，我踉跄了一下，但站稳了。
“好。”她说，“我帮你。”
“谢谢。”
“别急着谢。”她从双肩包里掏出一个文件袋，递给我，“这是你要的东西。瑞士银行的转账手续，第一批五十万美元，下个月五号到账。我儿子亲自办的，安全。”
我接过文件袋，很轻，但很重。
“还有这个，”她又掏出一个信封，“我的一些老关系，省里、市里的。名单，电话，能帮上忙的，我都标出来了。但宏伟，人情用一次少一次，慎用。”
“我明白。”
“最后，”她看着我，目光锐利如刀，“下周三，宏图杯的筹备会，在省体育局召开。陈明会去，王建军会去，张海也会去。我也会去，作为总顾问。你，敢去吗？”
我握紧手杖，指尖发白。
“敢。”
“去了，可能会受辱。陈明不会让你好过。”
“我知道。”
“可能会被媒体拍到，被写成笑话。‘植物人奥运冠军，拄拐参加筹备会’。”
“让他们写。”
“可能会被赶出来。”
“那就让他们赶。”
田玉梅笑了，那笑容里有欣慰，有苦涩，也有骄傲。
“那就这么定了。”她说，“下周三，早上九点，省体育局门口，我等你。”
“好。”
她转身，走到仓库门口，又停下，回头看我。
“宏伟，还有一件事。”
“您说。”
“星辰的案子，”她的声音很轻，但每个字都像钉子，“我托人查了。那辆车，辽B·X3488，上个月出现在盘锦。开车的人，脸上有疤，特征和老赵说的对得上。但车是套牌，真正的车主查不到。”
我的呼吸一窒。
“不过，”她顿了顿，“我查到，那个疤脸男人，是张海的一个远房表弟，叫张猛。以前在道上混过，后来跟了张海，专门‘处理’一些脏事。”
张猛。张海的表弟。开车撞了星辰的人。
“他在哪儿？”
“不知道。但张海在找他。”田玉梅说，“陈明也在找他。看来，这个人，现在是关键。”
“谢谢。”
“不用谢我。”她摇头，“我只是做了该做的事。但宏伟，你要小心。张猛这种人，是亡命徒。如果陈明先找到他，可能会灭口。如果你先找到他，可能会被灭口。”
“我明白。”
“还有，”她最后看了我一眼，目光复杂，“无论发生什么，活着最重要。星辰已经走了，你得活着，为了李维，为了明月明日，也为了那些等你救的孩子。”
说完，她转身离开，脚步很快，消失在门外。
我站在原地，握着手杖，看着阳光下飞舞的灰尘。
远处，火车又驶过，汽笛长鸣，像某种号角。
下周三。省体育局。宏图杯筹备会。
还有六天。
我低头，看着手中的文件袋和信封，然后，把它们放进贴身的口袋。
转身，我走到跑道上，站在起跑线前。
煤渣粗糙，在阳光下泛着黑亮的光。石灰粉划出的白线，有些已经被风吹散，但轮廓还在。
我弯腰，系紧鞋带。
然后，直起身，看向前方。
四百米的煤渣跑道，在阳光下延伸，像一个粗糙的圆，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
但我知道，起点在这里，终点也在这里。
我深吸一口气，然后，迈出第一步。
煤渣在脚下咯吱作响，像某种古老的歌谣。
第二步，膝盖刺痛。
第三步，呼吸急促。
第四步，第五步，第六步……
我跑起来。很慢，很痛，但很稳。
一步，一步，一步。
像三年前，躺在病床上，用意识跑过的那条没有尽头的路。
像二十年前，在土路上，跑向体校的那个清晨。
像三十年前，在辽河边，第一次发现自己能跑的那个下午。
风吹过，扬起煤渣的灰尘，在阳光下飞舞，像金色的雪。
我跑着，在这个破旧的仓库里，在这条简陋的跑道上，在只有我一个人的世界里。
跑着，跑着，跑着。
直到，跑过起跑线，跑过终点线，跑过那个躺在病床上的自己，跑过那个倒在血泊中的星辰，跑过所有被偷走、被辜负、被遗忘的时光。
然后，继续跑。
因为这条路，没有终点。
只有下一圈，下一步，下一次呼吸。
和下一次心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