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场漫长的、始于某个秋末午后的紊乱，在第二年春节后显露出了它磨人的全貌。
我再一次踏上了去鹿城的火车，三婶和小姑紧挨着我坐。
车厢里混杂着烟味、汗味和泡面的气息，车轮与铁轨撞击出单调的哐当声，像在数着我心里模糊的恐慌。
二机医院的墙壁刷着半截陈旧的绿漆，空气里是消毒水顽固的味道。
医生捏着那张薄薄的B超单，对着光看了又看，眉头微蹙，最后也只是摇摇头：“没看出啥明显的问题。”
语气里有一种见怪不怪的平淡。
于是，扎了一针黄体酮，回去观察了两天，血似乎暂时敛了声息。
又拎回几大包用草纸裹着、用麻绳系好的中药，每一包都沉甸甸的，散发着植物根茎苦涩的腥气。
我们便回了家，心里揣着一点虚弱的希冀，以为风暴就此过去。
然而，身体的潮汐并不听从这样的安排。
正月十五的灯笼还没完全收起，那股熟悉的、暗沉的温热便再度袭来，起初只是试探般的淅沥，像坏掉的水龙头关不严实。
一周过去，它依然没有停歇的意思，只是变得拖沓而顽固，哩哩啦啦，成了日常生活中一个无法忽视的、羞于启齿的背景音。
奶奶看着我愈发苍白的脸，叹了口气，小姑又一次攥紧了我的手，踏上了往返鹿城的熟途。
医院的白炽灯冰冷刺眼，周而复始的挂号、排队、检查，像一场没有尽头的循环。
而这一次，那血色非但没有偃旗息鼓，反而变本加厉，汹涌得让人心慌。
变化是无声蔓延的。
开学后最先察觉的是同学课间投来的目光，“红霞，”她们带着关切与些许好奇，“你最近……皮肤白得有点透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