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子一天天过着，像爸爸单位食堂蒸笼里冒出的白汽，规律，温热，也有些模糊。
妈妈在爸爸单位的食堂帮厨，主要负责蒸馒头。
我和弟弟的一日三餐，便也在这食堂解决了。
爸爸的单位，听大人们说，早年红火时有百十来号人，如今效益不好，有调走的，有裁员的，现在每天来吃饭的，统共也就三十几个。
妈妈的工钱是一个月八十八块，爸爸这个正式工没啥岗位了，被临时安排去烧单位的锅炉，一个月一百二十块。
午餐和晚餐时分最热闹。
大锅里的猪肉大烩菜冒着油花，焖面根根裹着酱香。
大人们围着油渍斑斑的方桌，边吃边聊单位里的事，声音洪亮。
我和弟弟埋头在角落的小桌上，把妈妈偷偷多给的一两片肉，飞快地扒进嘴里。
妈妈常在收拾碗筷的间隙，用围裙擦着手，看着我们低声说：“你们一定要出人头地，要长心，好好学习，将来一定要比我们强。”
我们总是小声应着：“知道了。”
七月底，又一场考试结束。
我的名字终于从后往前挪了挪，排到了倒数第十。
心里有一点小小的雀跃，像灰扑扑的墙角，忽然钻出一株怯生生的草芽。
周末，我带着弟弟回村里看奶奶。
一放下东西，我就赶紧拉上杜鹃，一起去找瑞霞。
瑞霞果然转去了民族中学。
她说，那个学校因为能住校，聚集了不少周边村乡里的孩子。
“大家都是从外地来的，反而没什么隔阂，一起上课，一起吃饭，一起回宿舍。”
“班里同学常转进转出，都挺和睦的。”
她脸上有种在新环境里找到归属的松弛感，“下周我不回来了，课程有点紧。”
“那我去找你！”
我立刻说，“我们俩学校，大概就隔三公里。”
“好啊！”瑞霞眼睛亮了，“你最好周五晚上来，可以和我挤宿舍的床！”
我们兴奋地约定好，心里满是对短暂“同居”的期待。
接着，我们又聊起各自的近况。
她们问起我，我只好说马马虎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