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初三到初六，日子像被按下了欢快的重复键。
每天午饭后不久，院门外准会响起清脆的自行车铃声和熟悉的吆喝声。
老乔、老袁、杜鹃他们又来了，裹挟着一身外面的寒气，脸上却带着过年特有的兴奋。
乡里那间新开的舞厅，连下午场也照常营业，自然成了我们这群年轻人最好的据点。
午后的舞厅比夜晚清静许多。
音乐依旧喧腾，鼓点敲打着耳膜。
我们踏着不算熟练的舞步，在并不宽敞的水泥地上旋转、碰撞，汗水很快洇湿了新毛衣的领口，带着一股热烘烘的毛线味。
跳累了，就挤在墙边的长条木凳上，来瓶北冰洋的橘子汽水。
玻璃瓶冰凉，甜腻的气泡在舌尖炸开。
闲谈像汽水的气泡，自然地冒出来。
杜鹃用吸管戳着瓶底：“过了年我就去青城，加油站找好活了，一个月一百六，管住。先干着呗。”
青子话里带着对远方的向往：“我准备去北京，我表姐在那边的宾馆客房部，说能带我。”
长安街，天安门……想想都激动。
问到老袁，他抓抓头发，有点不好意思：“我？再读一年试试呗。实在考不上……考不上就拉倒！”
这话引来一阵善意的哄笑。
几个促狭鬼挤到徐泽身边：“哎，你跟青子，啥时候把事儿定下来啊？我们都等着喝喜酒呢！”
徐泽正低头给青子剥橘子，闻言耳根有点红，偷偷瞄了青子一眼，小声嘀咕：“看她呗……我听她的。”
青子接过橘子瓣，大大方方地笑起来，声音清脆：“今年冬天吧。”
语气平常得像在说明天吃什么饭，让起哄的我们都愣了一下，随即爆发出响亮的笑声和掌声。
我们又嘻嘻哈哈地去“围攻”另一对，苏霞和满乐。
他俩被大家闹得满脸通红，只是抿着嘴笑，任怎么问也不接话。
都是大人了。
这些话题——工作、远行、婚姻——不再像小时候谈论“将来想当科学家还是老师”那样带着童话般的飘渺。
我坐在他们中间，听着，笑着，汽水瓶上的水珠冰凉地沾湿指尖。
当他们把话题抛向我，我只简单地说：“在青城开了个小理发店，先干着看看。”
舞曲换了一支又一支，从欢快的“恰恰”转到舒缓的“慢四”。
灯光调暗时，总有村里后生凑过来伸出手：“霞子，跳一个呗？” 我大多不拒绝，搭上对方汗湿或紧张的手，随着节奏慢慢旋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