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回到家，像被打散了魂，又勉强黏合在一起。
大姐已经先回去了，屋里只剩下我们三个，还有那份无形却重如千钧的诊断。
预想中的责骂、责备都没有发生。
妈妈沉默地给我们倒了热水，然后坐在床边。
灯光照着她眼角的细纹，她看着我们，眼神里没有愤怒，只有深不见底的疲惫和一种不得不撑住的清醒。
“都坐吧。”她开口，声音是刻意放平的，像在讨论一件与情感无关的、必须处理的要事。
“现在不是怨谁的时候。咱们得想清楚，怎么办。”
我端起热水杯，感受着指尖的温暖，心里的寒意却丝毫未减。铁柱在我身边坐下。
“我来给你们分析分析哈。”
妈妈的目光先落在铁柱身上，“你还在上学呢，师范，三年。”
这三年熬过去，国家会分配工作，那可是铁饭碗，一辈子都稳稳当当的。
这是你自己的大好前程，可不能有半点差错。
她的话很在理，每个字都像敲在秤砣上一样。
然后她看向我，眼神温柔了一下，但还是很冷静：“她才十八。”
自己都还是个孩子呢，现在就要生个孩子，咋带啊？
谁带啊？
你俩能负得起这个责吗？
我低着头，听着“十八岁的母亲”这样的话，只觉得好荒唐。
“我的意思是，”妈妈深吸一口气，说出她显然已经考虑过的办法，“你们先处处看。要是行的话就先订婚，把名分定下来，也能踏实些。”
“你，”她看着铁柱，“就好好上学。
她，”目光又回到我身上，“继续开她的店，或者干点别的。等过几年，你们都长大些，也成熟些，工作也稳定了，到时候再结婚，多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