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子不紧不慢，一眨眼，半年就过去了。
生活还是老样子。
剪刀声、吹风机声、染发剂的气味，晨昏交替。
我被这一切包围着，像一个运转精密的零件。
铁柱在街对面开了个铺子，修钟表，也修小家电。
熟顾客来做头发时，常常压低声音告诉我：“霞子，瞧见没？铁柱带回来个新媳妇。”
“哦，是吗，”我通常头也不抬，“那跟我没啥关系了。”
话是这么说，眼睛还是往对街瞟一眼。
那天还真就看见了。
那女子个头不高，扎着一根乌黑的麻花辫，穿着碎花衬衫，正低头给铁柱递着螺丝刀。模样很普通。
我就那么远远瞅了一眼，便收回了视线。
也好，他终于开始了新的生活。
桥归桥，路归路。
自那以后，关于“大个子”的消息，就彻底断了。
我知道，我们是真的结束了。
然而，生活关上了一扇门，似乎又意欲推开几扇窗。
店里最近常来一个说南方口音的年轻人，总是和同伴来干洗头发。
他话很少，洗完从不问价，放下一张百元钞票转身就走。
我追出去喊找钱，他只回头摆摆手。
一连十天，皆是如此。
几乎就在同时，对面外经贸学院，一个叫巴特尔的蒙古族研究生也来得勤了。
他二十四岁，来自通辽，还有一年毕业。
闲聊中得知，他父亲是当地二中的校长。
他偶尔会提到正在准备的日语考试。
接连两个月，他几乎天天报到。
铁柱的修理铺就在正对面。
只要他稍加留意，我店里这些“热闹”，定然尽收眼底。
有时，我也想换个地方。可又舍不得。
这里的生意实在太好，是我和一家人生活的保障。
更深处，还有一个微弱的期盼：我怕搬走了，会错过那或许会再响起的电话，那或许会再寄来的信。
过完今年的生日，我满二十岁了。
对于那些投注过来的、带着温度的眼神，我已能一目了然。
只是，那颗心在经历过一场焚心蚀骨的大火后，似乎只剩下冷却的灰烬。
我这里，消息是一潭死水。
但世界自有它传递讯息的方式。
那天，他那个矮个子同学来剪发，闲聊间提起：“庆子最近又搬了宿舍……听他说他姐，交了个日本男朋友……庆子自己也讲，以后大概就留在那边了。”
我正修剪着他的鬓角，剪刀尖几不可察地顿了一下。
“是吗。”我应了一声。
他问：“你们没有联系吗？”
我摇摇头！
时间，果然是最有效的武器。
他父亲大概如愿了。
而我，也该把这最后一点念想，彻底掸落了。
那天晚上打烊后，巴特尔倚在门框上：“霞子，我想请你吃饭。”
我抬起头。他长得不丑，眉眼深邃，笑起来带着坦率的热情。
或许是因为心里那片空茫太辽阔，我点了点头：“行。”
“我知道一家地道的蒙餐。”他眼睛亮起来。
“走吧。”我锁好店门。
去饭店的路，要经过铁柱的修理铺。
他正在那摆弄零件。
我们的脚步声惊动了他，他抬眼看过来，动作停了一瞬。
几乎是下意识的，我伸出手，挽住了巴特尔的胳膊。
巴特尔随即紧紧握住了我的手。
这样，又过了两个月。
我好像真的没有心了。
巴特尔对我很好，是那种毫无保留的、直白的好。
可我那颗心，像是裹在厚厚的茧里，能看见他的好，却触摸不到温度。
我依然戴着那块同款手表，那枚戒指也还在手指上。
我不知道他的是否还留着，但我知道，他一定已经开始忘记我了。
而对于巴特尔的种种热烈，我有时冷眼旁观自己，心底会浮起一个近乎残忍的念头：我大概，也只是在逗逗他。
快过年了，学校放了假，他本该回通辽，却迟迟没走，在旁边的小宾馆开了间房。
腊月二十八，他一直等到晚上十一点我打烊。
我们又去吃饭。
那家烧烤店里，铁柱和他的新媳妇，竟然也在。
巴特尔坐到了我旁边，手臂虚虚地环在我身后的椅背上。
我没有推开。
席间，他讲着各种笑话，眼睛亮晶晶地看着我。我配合地笑着。
趁我仰头笑的瞬间，他忽然快速低下头，在我脸颊上亲了一下。
我脸上的笑容未变，轻轻推了他肩膀一下：“别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