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〇年十月，西非，尼日利亚拉各斯阿帕帕港。
几内亚湾的烈阳斜斜扫过码头，钢筋水泥地被烤得发烫，踩上去能感觉到热量顺着鞋底往上窜。
光线刺得人睁不开眼，连空气都带着灼人的温度，湿热得像浸透了水的厚棉被，裹在身上黏腻难耐。
咸腥的海风从海湾吹过来，混杂着柴油味、棕榈果的甜腻和货物堆积的闷浊气息，在滚烫的空气里交织。
远处，几艘挂着英、法旗帜的货轮早已靠泊，岸边的黑人搬运工赤着脚，扛着沉重的木箱在栈桥上疾行。
汗水顺着他们黝黑的脊背往下淌，在地面晕开一小片水渍，转瞬就被烈日蒸发，只留下淡淡的盐痕。
尼日利亚刚在十天前（1960年10月1日）脱离英国殖民统治，拉各斯作为新首都，正掀起轰轰烈烈的基建热潮。
悬挂着东兴蓝色旗帜的“东兴五号”万吨杂货轮，在拖船的牵引下，缓缓靠上拥挤的泊位。
船身崭新的防锈漆在阳光下泛着冷冽的光泽，艏部蓝旗上的白色“东兴”二字，在强光中格外醒目。
这是香港东兴航运首航西非的关键一站，船上满载的钢筋、水泥、预制板，都是当地政府急需的紧俏货。
一旦延误卸货，天价违约罚款，足以让这次航行血本无归。
船长郑海龙年近五十，皮肤黝黑得发亮，眼角的皱纹里刻满了风浪的印记。
他十七岁就跟着英国商船跑遍四大洋，此刻穿着熨帖的白色短袖制服，领口别着东兴的黄铜徽章，正举着一副黄铜边框的望远镜，仔细观察着码头的情况。
望远镜的镜片被晒得发烫，他却浑然不觉，只是微微眯着眼，目光锐利如鹰。
身后的大副李阿强刚满二十三，身材结实，肩膀宽阔，是振卫学堂第一期船舶工程班的毕业生。
一年前，他还在学堂的车间里焊钢板，如今已经通过严苛的考核，成了这艘新船的大副。
他同样穿着白色制服，领口被汗水浸得发潮，额前的碎发黏在皮肤上，却依旧身姿笔挺。
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腰间的铜质哨子，眼神锐利地扫视着装卸区的起重机和堆积的货柜。
“联系上代理行的人了？”
郑海龙放下望远镜，声音沉稳得像船底的压舱石，带着常年在海上练就的从容。
“联系上了，船长。”
李阿强抹了把额头的汗，汗水顺着下颌线往下滴，语速干练：“是凯撒代理行，本地最大的欧资公司，垄断了大半的代理业务。”
“派来的现场经理是个英国人，叫安德森，刚才通无线电的时候，态度就很傲慢，说要亲自上船‘严格核验’。”
郑海龙眉头微不可察地皱了一下。
尼日利亚虽已独立，但港口的管理、代理等核心业务，仍被前殖民时期的欧资公司牢牢把控。
这些老牌企业向来轻视新兴的华人航运公司，刁难是常有的事。
他轻轻“嗯”了一声，沉声道：“做好准备，兵来将挡。”
没过多久，一个戴着白色太阳帽、穿着卡其布短裤和浅色亚麻衬衫的白人男子，慢悠悠地走上舷梯。
正是凯撒代理行的高级经理安德森。
他身材微胖，顶着一头稀疏的金发，鼻梁上架着一副黑色墨镜，手里把玩着一个皮质文件夹，踏上甲板时，刻意避开了地上的防滑纹。
仿佛脚下的钢铁甲板，玷污了他的鞋底。
“郑船长？”
安德森摘下墨镜，瞥了眼郑海龙肩章上的标识，语气里带着毫不掩饰的居高临下。
他的英语带着浓重的伦敦腔，刻意放慢了语速，仿佛在跟不懂英语的人交流：“文件和设备必须先通过检查，为了新独立的尼日利亚，拉各斯港的标准非常严格。”
周围的本地工人都下意识地低下了头，显然早已习惯了白人的这种傲慢。
郑海龙脸上不动声色，用流利且标准的英语回应：“安德森先生，所有文件都已齐备。”
“包括船舶登记证、货舱检验报告、船员资质证明，全部经过劳氏船级社认证。”
他抬手示意二副递上文件袋，指尖摩挲着袋口的麻绳，动作沉稳有礼，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底气。
安德森接过文件袋，只是随意地翻了翻，甚至没仔细看内容，就随手递给了身边的黑人职员。
然后他掏出一份打印文件，抖了抖纸张，发出“哗啦”一声轻响。
“根据独立后的本地新规，外籍船舶的装卸设备，必须附加英标认证。”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李阿强和郑海龙的黄皮肤，加重了语气：“你们的文件只有国际海事组织认证，与我方港口的行政要求不完全兼容。”
“另外，载货清单的格式不符合本地最新报备规范，需要逐项重新核验，至少需要三个工作日。”
郑海龙和李阿强对视一眼，都从对方眼中看到了了然。
这是典型的规则陷阱。
用独立后新出台的模糊条款拖延时间，逼对方妥协付费。
三个工作日的延误，足以让东兴面临巨额违约罚款。
“我们配合核验，但有异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