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七点五十分，陈东推开省纪委信访接待室的门。他穿了件干净的灰西装，袖口熨得平整，领带打得一丝不苟。手里拎着一个黑色文件袋，边角压得有些发白，像是反复摩挲过。
接待员抬头看了眼编号牌，确认是预约的“陈副厅长”，便示意他到三号窗口登记。
他把文件袋放在台面上，抽出一张A4纸，工整地填写提交人信息、事由类别和材料清单。字迹清瘦有力，每一笔都落在格子正中。填到“提交事由”一栏时，他顿了顿，写下：“关于本人近三年办案签批文书真实性自查，发现个别时间节点存疑，特此报备并申请核查。”
窗口后的工作人员翻了翻材料目录，抬头问：“是纪检组通知你来的？”
“不是。”陈东摇头，“是我主动来的。”
对方略显意外，但没多问，只在系统里录入了接收记录，打印出回执单，请他签字确认。整个过程用了不到十分钟，没有寒暄，也没有额外的眼神交流。他接过回执，折好放进内袋，转身离开。
走出大楼时，风比前几日小了些。阳光斜照在台阶上，映出他肩线笔直的影子。他没有立刻走远，而是站在门口停了几秒，掏出手机看了眼时间——八点十三分。然后把手机放回口袋，步行前往停车场。
三天后上午九点，省公安厅接到通知，省纪委两名同志前来约谈。
会面安排在办公楼西侧的独立会议室，房间不大，四面白墙，中间摆着一张椭圆桌，配有录音设备和监控提示牌。两名纪检人员准时到场，一人负责记录，另一人主持谈话。他们穿着深色夹克，胸前别着工作证，态度平稳，语气中性。
“我们收到你提交的材料，涉及一份旧案补充说明的签批单。”主谈人翻开笔记本，“你说上面的签名可能被仿冒，能具体讲讲你是怎么发现的吗？”
陈东点头，从随身包里取出一份打印件，推到桌前。“这份文件原本需两位副厅长联署。我注意到纸质原件上的签名墨色偏淡，笔锋转折处有轻微抖动，不像正常书写。”他指着其中一处细节，“尤其是‘东’字末笔收尾，原应有个自然提拉，但这里却是向下顿压后再拖出，像是描补上去的。”
记录员抬眼看了看他。
“我调取了系统操作日志。”他继续说，“该文件上传时间为周二下午三点十七分，会议纪要生成于同日上午十一点零五分。而我的电子签章使用记录显示，当天我并未登录审批平台。此外，纸质签批流程要求现场签署，但安保监控显示，那三天我未进入档案室超过五分钟。”
主谈人翻了一页笔记，“有没有可能是系统延迟或他人代为操作？”
“有可能。”陈东说，“所以我第一时间上报。若是我自己签的，我不怕查；如果不是我签的，那就必须查清楚是谁在用我的名义做事。”
接下来半小时，他们围绕材料提交动机、是否有第三方授意、是否存在情绪化对抗等情况逐一询问。陈东回答简洁，每句话都附带时间、地点或文件编号，像在复述案卷摘要。没有辩解，也不带情绪，只是陈述事实。
谈话结束时，主谈人合上本子，说了句：“我们会尽快核实情况，后续有结果会正式反馈。”
陈东起身，微微颔首，离开了会议室。
又过了两天，一封加盖公章的书面反馈送到了他的办公桌上。文件编号清晰，标题为《关于陈东同志履职材料核查情况的说明》。正文写道：“经查，所涉签批文书确有仿冒痕迹，非陈东同志本人操作；其主动报备行为符合党员干部如实报告个人事项规定，予以肯定。”
他看完，把文件平铺在桌面，静坐了片刻。窗外阳光移到了办公桌一角，照在茶杯上，水面泛着微光。他伸手合上文件夹，打开抽屉，将它放入标有“廉政备案”的专用档案盒中，锁好。
傍晚六点，办公室陆续有人下班。走廊里的脚步声渐渐稀疏，只剩远处保洁推车碾过地砖的轻响。他没急着走，关掉电脑后，从衣袋里取下那枚银色袖扣，放在掌心看了看。
“法正民安”四个字被磨得有些发亮，边缘处有一点细小划痕，是他前些天无意识摩挲留下的。他用指腹轻轻擦了擦，重新戴回衬衫袖口，动作缓慢而认真。
随后，他拉开抽屉，取出一本黑色封皮的工作日志。翻到最后一页空白处，拿起笔，写了一行字：“清白不是护身符，而是出征令。”
写完，他盯着这句看了几秒，盖上本子，塞进公文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