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六点十七分，天光刚透，办公室里还留着前夜的静。陈东坐在桌前，没动。笔记本摊在面前，纸页上是密密麻麻的字迹，可他已经很久没翻了。笔搁在纸上，笔尖干了，留下一个深色的小点。
他闭了会儿眼，又睁开。眼皮沉，脑子却清醒。他知道这感觉——不是睡不着，是不能睡。再过十几个小时，一切就要开始。收网行动能不能成，就看今天。他不能出错，也不敢出错。
站起身，走到窗边。手搭在窗框上，轻轻一推，玻璃滑开，风立刻涌进来，带着一点凉意。楼下街道空着，只有清洁工扫地的声音，沙沙的，断断续续。远处几栋楼亮了灯，有早起的人拉开窗帘，也有车从路口慢慢拐出来，车灯划破晨雾。
他望着那片渐亮的城市，没想案子，也没想证据，就想了一件事：这条路，走得太久了。
赵德汉那两亿多的赃款，是他查的第一个大案。那天走进别墅地下室，看到那一捆捆码得整整齐齐的现金，他没觉得震惊，只觉得冷。不是因为钱多，是因为那些钱太安静了。它们躺在那里，像什么都没发生过，可背后是多少人被压下去的命？他父母当年揭发教育局造假，被人报复，车祸“意外”身亡。那时候他才十四岁，站在太平间外，听见有人说：“何必呢，说句话的事。”
他不想当那种人。所以他学法律，学经济，进公安部，一路考到最年轻处长。他以为只要守规矩、走程序，就能把事办成。可后来他发现，规矩能护人，也能挡人。有些人，就是躲在规矩后面，干着最脏的事。
线人被抓那晚，他坐在出租屋里，盯着手机看了十分钟。那一刻他知道，这不是普通的案子了。对方已经开始反扑，而且下手极快。他们不怕暴露，怕的是有人真能把账本连起来。所以他们抓人，清账，转移资产，动作越来越急。越是这样，越说明他们慌了。
他低头看了看袖口。袖扣还在，银灰色，四个小字刻得清楚：法正民安。这是他从原主记忆里继承的东西，也是他唯一愿意留下的纪念。不是为了显摆，是为了提醒自己——你穿这身衣服，就得担这份责任。
回到桌前，他抽出一张空白纸，拿起钢笔，写下三个日期。
第一个是赵德汉落马那天。那天他站在纪检组门口，手里拿着立案材料，等了两个小时才有人出来接。他没说话，只把文件递过去。那人翻了两页，抬头看他：“你确定要查这么大的人？”他说：“我确定。”那是他第一次正面撞上权力的墙，墙后有人冷笑，有人沉默，也有人悄悄递来一份名单。
第二个是线人最后一次联络的时间。那天下午，他接到那段模糊语音，听不清说了什么，但能听出声音里的慌。三小时后，人失联。他立刻切断所有通讯，换了临时据点。那一夜他没睡，坐在椅子上，脑子里过了七套预案。最后选了最险的一条——自己去救。他知道不该冒险，可他也知道，有些事，你不亲自做，没人替你扛。
第三个，是今天。
他盯着这三个数字看了一会儿，然后把纸折起来，夹进笔记本里。动作很轻，像是怕惊扰了什么。
窗外的天彻底亮了。阳光斜照进来，落在办公桌上，照出一块明亮的方格。他坐回椅子，身体往后靠，双手交叠放在腿上。呼吸慢了下来，一下，一下，像在数心跳。
他知道接下来会面对什么。
赵家势力盘根错节，不是抓一个人就能动摇的。高育良在政法系统多年，门生遍布；赵瑞龙在外头经营多年，账目层层嵌套；还有那些躲在暗处的人，他们不会明着动手，但会在关键时刻卡住程序，拖慢节奏，甚至制造“意外”。他查过太多类似案例——案子查到一半，关键证人病了，重要文件丢了，上级突然叫停。这些都不是巧合，是算计。
他也不是没想过退。
有一次深夜加班，他坐在车里，钥匙插在锁孔里，却没发动。他想，要是调回北京，换个清闲岗位，是不是也能过得下去？他有学历，有资历，上面也有人赏识。可他转头看见副驾上那份未签的立案报告，又推门下车，走回办公楼。
他不是为了赢谁，也不是为了出名。他只是不想再看到下一个“他父母”。
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袖扣边缘。那四个字磨得有点钝了，可还能看清。他忽然想起小时候，母亲常说的话：“做人要正，做事要直。歪一点，路就偏了。”
他闭上眼，脑海里闪过很多画面——赵德汉颤抖的手，线人手腕上的勒痕，专案组同事熬红的眼睛，还有那个在信访窗口哭着求告却无人理会的老妇人。这些人他没见过几次，可他知道，他们都在等。
等一个能站出来的人。
睁开眼，目光落在墙上。那里挂着一幅镜框，里面是《人民警察誓词》。字不大，但工整。他站起身，走过去，伸手抚了抚镜框边缘，指尖碰到玻璃，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