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点的草药香随着晨风漫过基地围墙时，刘梅抱着一摞旧课本找到了我。那些课本被仔细地用麻绳捆着，书页泛黄卷边，边角处还有水渍晕开的痕迹，却保存得异常完整。
“林默啊，你看看这些。”她把课本轻轻放在木桌上，手指抚过封面上的《语文》二字，动作轻柔得像在触碰易碎的宝物，“这是我从镇子东头那所废弃小学翻出来的。三层楼的校舍塌了一半，我在二楼的教师办公室里找到了它们——锁在铁柜子里，竟没怎么被雨水泡坏。”
我翻开最上面一本，扉页上还留着稚嫩的铅笔字：“三年级二班，王小军”。字迹已经有些模糊，但一笔一划的认真劲儿依然清晰可辨。
刘梅在我对面坐下，阳光透过窗户照在她花白的鬓角上。“这些日子我总睡不着，看着孩子们整天在种植园和圈舍间疯跑，不是追着A-07玩，就是帮着喂山羊、拾鸡蛋。倒不是说这样不好，孩子们该有快乐的童年。”她顿了顿，目光投向窗外——安安正领着小诺和几个孩子在菜畦间辨认蔬菜叶子，“可总这样不是办法。咱们这代人拼了命守住的这片地方，将来总要交给他们。不认字、不会算、不懂道理，将来怎么守得住咱们的家？”
她说话时，那几个孩子已经看到了我们，蹦跳着跑过来。安安攥着小诺的手，两人脸上都沾着泥点，手里举着一张画满涂鸦的纸。
“林默叔叔，你看！”安安把纸摊开在桌上，上面用木炭画着歪歪扭扭的图形：一个圆圈代表太阳，山羊，“这是咱们的基地。我想在旁边写上名字，可是......”她不好意思地挠挠头，“我不会写字。”
小诺躲在安安身后，小声补充：“安安姐姐说，学会了认字，就能看懂苏晓阿姨的草药书。我也想学，这样妈妈咳嗽的时候，我就能知道该找哪种草药了。”
刘梅的眼睛湿润了。她摸摸两个孩子的头，转头看我：“林默，我知道现在粮食要紧，防御要紧，什么都比‘读书’这件事要紧。可你看看这些孩子的眼睛——他们在渴望知识啊。”
我合上旧课本，那上面的“王小军”三个字仿佛在发光。“刘姨，您说得对。”我站起身，“走，咱们去找大家商量。”
教育的提议在当天傍晚的集体会议上得到了所有人的响应。这出乎我意料，又在情理之中。
王伯第一个拍桌子：“早该办了！我那工具箱里的螺丝刀、扳手，这些小子们整天拿来玩，问他们是什么却说不上来。得教，必须教！”
他指着规划图上早就标注出来的“教室”区域——那是当初建基地时就留出的一块平整土地，靠近生活区但相对安静，旁边还预留了一片小空地。“地基我去年秋天就打好了，一直等着这天呢！木料都是现成的，从旧仓库拆下来的梁柱，刨一刨就能用。”
苏晓从医疗点抱来一个铁盒子，打开后里面是整整齐齐的铅笔头、半截的粉笔、还有十几本边缘磨损的笔记本。“这些是我从各个废墟里一点点收集的。想着总有一天能用上。”她拿起一支铅笔，在纸上轻轻划了一道，灰色的痕迹清晰可见，“虽然不多，但够刚开始用了。”
张远靠在墙边，军牌在胸前轻轻晃动：“我负责安全，但我也同意。一个只会蛮干不懂策略的队伍，上了战场就是送死。孩子们现在不懂，将来总要懂。我每天晚上可以抽出一个小时，教他们基础的防身术和野外生存知识。”
李伟和小李这对父子难得地意见一致。李伟说：“我和我爸可以负责教室的建造。三天，最多三天，保证能把框架搭起来。”小李在旁边用力点头，补充道：“我还可以在周围种上花，让孩子们有个好环境。”
最让我感动的是老陈。这个平时沉默寡言的种植组组长，从怀里掏出一个布包，层层打开后是十几颗饱满的向日葵种子。“我老家那边有个说法，教室旁边要种向日葵，孩子们就像葵花，得朝着知识的光长。”他把种子放在桌上，“这些是我特意留的良种，开的花有脸盆那么大。”
会议开了整整两个小时。每个人都提出了自己的想法，没有人反对，没有人说“现在不是时候”。仿佛这个提议触动了所有人内心深处共同的渴望——对正常生活的渴望，对延续文明的渴望，对下一代能比我们过得更好的渴望。
会议结束时，月亮已经升得很高。刘梅抱着那摞旧课本，站在月光下看了很久。我走过去，听见她在轻声哼一首歌，调子很老，像是战前的儿歌。
“刘姨，您在想什么？”
她转过头，眼里有月光：“我想起我教的第一届学生。那是三十年前了，我也是这样抱着课本，走进教室。孩子们站起来齐声喊‘老师好’——”她的声音哽咽了，“那时候觉得平常的日子，现在想想，真是奢侈啊。”
我沉默着。她又说：“林默，我不是要恢复战前那种教育。咱们没那个条件，也没那个必要。但至少，得让孩子们会写自己的名字，会算收成，会看天气，懂是非，知好歹。你说是不是？”
“是。”我郑重地点头。
建造教室的工程第二天一早就开始了。
王伯是总指挥。这个老人仿佛年轻了二十岁，天没亮就带着李伟父子到了工地。地基是现成的，用夯土和碎石夯实过，平整又结实。他们要做的，是立起框架、搭上屋顶、围起墙壁。
材料大多是就地取材的。从方舟基地废墟运回的旧钢板被切割成合适的大小，做了屋顶的主体。“这些钢板厚实，下雨不怕漏，还能防变异鸟类的袭击。”王伯一边说，一边指挥小李把钢板抬上去，“底下再铺一层干草，冬暖夏凉。”
墙壁用的是黏土混合稻草夯筑的土坯。这是老陈的主意：“土坯墙透气，夏天不闷，冬天保温。咱们种植组的人都会做这个。”果然，不到半天时间，种植组的五六个壮劳力就做出了足够砌墙的土坯。土坯在阳光下晒着，泛着温暖的金黄色。
课桌是用废弃木箱改的。王伯的巧手在这里展现得淋漓尽致：把木箱的盖子锯掉，箱体倒过来，四脚加固，上面钉上一块刨光的木板，就成了结实的课桌。他特意用刨子把每个桌角都磨圆：“孩子们跑来跑去，磕着碰着可不行。”
最费心思的是黑板。基地里找不到真正的黑板，王伯试了好几种方案。先是找了块平整的木板刷上墨汁，但粉笔写上去不清楚；又试了水泥抹平墙面，可表面不够光滑。最后，他在仓库角落里翻出一块生锈的铁皮，有一米五宽，两米长。
“这个行！”王伯眼睛亮了。他用砂纸把铁皮两面打磨得光亮，然后调了最浓的墨汁，刷了整整五遍。每刷一遍都要等完全干透再刷下一遍，这样出来的表面乌黑均匀，粉笔写上去清晰又不容易反光。
小李负责教室周围的绿化。他不仅种下了老陈给的向日葵种子，还在墙根处移栽了几丛薄荷和艾草。“薄荷能提神醒脑，艾草驱蚊虫。”这个平时话不多的年轻人，在做这件事时格外认真，“我还准备在空地那边弄个小花圃，让孩子们自己种花，算实践课。”
三天后，教室落成了。
那是一个朴素的、甚至有些简陋的建筑：土黄色的墙，深灰色的钢板屋顶，木制的窗框上还没来得及装玻璃，暂时用防水布蒙着。但它有二十张整齐的课桌，每张桌子配一个小板凳；有一块乌黑发亮的铁皮黑板；有两扇向阳的窗户，阳光能直接照到第一排课桌上。
教室门上，刘梅用红漆写了两个字：“学堂”。
落成那天傍晚，基地所有人都来了。大家站在教室前，安静地看着这个新建筑。没有人说话，但每个人的眼睛里都有光。
安安拉着小诺第一个走进去。她们小心翼翼地摸着课桌光滑的表面，又走到黑板前。安安踮起脚尖，用指尖碰了碰黑板下沿的粉笔槽——里面已经放了几支白色的粉笔。
“以后，我们就在这里读书吗？”小诺小声问。
“嗯！”安安用力点头，转身对门口的刘梅喊，“刘奶奶，我们什么时候开始上课呀？”
刘梅走进来，站在讲台的位置——那只是一张稍高一些的桌子。她环顾教室，目光扫过每一张课桌，每一扇窗户，最后落在孩子们脸上。
“明天。”她说，“明天早晨，太阳升到那棵老槐树梢的时候，咱们就上第一堂课。”
师资的安排是自然而然的。
刘梅自然是主心骨。她战前有二十多年的小学教学经验，翻出的旧课本上还留着当年备课的笔记：某页边上写着“此处可用实物教学”，另一页标注“结合生活实例”。她把所有课本重新整理了一遍，按照难易程度排序。
“先教识字和算术，这是根基。”晚上，她在医疗点的油灯下对我说，“但不是死教。‘人’字就教他们认身边的人；‘田’字就带他们去看种植园；‘羊’字就去圈舍看山羊。算术也是，数土豆、数鸡蛋、分粮食——都得跟生活联系起来。”
她翻开一本破旧的笔记本，上面是她新写的教学计划：“再讲点地里的庄稼、圈里的牲畜，让孩子们懂生活是怎么来的。王伯说得对，认识工具、知道机器怎么用，这都是活命的本事。”
苏晓主动承担了常识课。“我教他们认草药、辨方向，基础的伤口处理。万一在野外迷路或者受伤，这些知识能救命。”她已经准备了一套教具：各种常见草药的标本，晒干后贴在硬纸板上，有一套用布料缝制的人体部位图，用来讲解基本的急救知识。
王伯的课程最受男孩们期待。“我讲简单的机械原理，比如灌溉机怎么转、消毒锅怎么用、怎么修理常见的工具。”他搬来好几个模型：用小木块和钉子做的杠杆、用线轴和木棍做的滑轮、甚至还有一个微型水车，“不用懂多深，但要知道东西坏了该怎么检查，怎么修。”
张远的课务实得近乎残酷。“每天傍晚一小时，练基础防身术。不用多厉害，但要能躲开变异野物的扑击、摔倒了知道怎么护住头颈、被抓住了知道怎么挣脱。”他在教室旁的空地上画了训练区域，用稻草扎了几个假人，“还要教他们怎么在野外找水源、怎么生火、怎么判断天气变化——都是血淋淋的教训换来的经验。”
最让我意外的是，老陈也主动请缨。“我没什么文化，但种了一辈子地。什么时候该播种，什么时候该收割，怎么看土质，怎么防虫害——这些我懂。”他有些不好意思，“要是孩子们愿意学，我就教。”
“当然愿意！”刘梅握着他的手，“陈师傅，您这门课最实在。咱们基地，说到底还是靠土地吃饭的啊。”
课程表很快就排出来了：早晨两节文化课（识字和算术），中午休息，下午一节常识课或实践课，傍晚是张远的防身术训练。每周留出一天作为“劳动日”，孩子们跟着大人们在种植园、圈舍或工坊里实际干活，在劳动中学习。
“学习不能脱离生活。”刘梅反复强调，“咱们不是要培养学者，是要培养能在这片土地上活下去、活得好的人。”
开学第一天的清晨，基地比往常醒得更早。
天还没亮透，刘梅就起来了。她换上了自己最整洁的衣服——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外套，虽然袖口已经磨损，但熨烫得平平整整。她仔细梳好头发，在脑后绾成一个髻，然后开始整理要带的教具：课本、粉笔、一块用旧布缝制的拼音表，还有她自己用木片做的识字卡片。
苏晓在医疗点准备常识课的教具时，安安和小诺来了。两个小姑娘显然也精心打扮过：头发梳得整整齐齐，小脸洗得干干净净，衣服虽然旧，但连纽扣都扣得一丝不苟。
“苏晓阿姨，我们需要带什么吗？”安安紧张地问。
苏晓笑了，蹲下来平视她们：“带上眼睛，带上耳朵，最重要的是带上这里——”她轻轻点了点安安的胸口，“好奇心。”
王伯比谁都早到教室。他拿着抹布把每张课桌又擦了一遍，检查了每个板凳是否牢固，调整了黑板的位置确保每个角度都能看清。最后，他在讲桌上放了一个简陋的花瓶——实际上是个截断的竹筒，里面插着几枝新鲜的野花。
“图个吉利。”他对随后赶到的我说，“战前我孙子第一天上小学，他们老师就在讲台上放了一束花。”
太阳渐渐升高，当第一缕阳光照到老槐树梢时，孩子们陆陆续续来了。
他们有的独自走来，有的由父母牵着，每个人都带着既兴奋又紧张的神情。最小的孩子才五岁，最大的已经十二岁——在战前，这本该是上幼儿园到初中的年龄跨度，现在却要坐在同一个教室里。
刘梅站在教室门口，迎接每个孩子。她叫得出每个人的名字，还会说一两句鼓励的话：“石头，今天可不能再爬树了，好好听课。”“小玲，你妈妈说你认字最快，要给弟弟妹妹做榜样哦。”
安安牵着小诺，领着几个年纪相仿的孩子坐到了第一排。后排是几个调皮的男孩，其中就有那个叫石头的——他果然坐不住，屁股在板凳上扭来扭去，眼睛不停地往窗外瞟。
A-07也来了。这只聪明的变异犬似乎知道今天是个重要的日子，它安静地蹲在教室门口，脑袋搭在爪子上，红色瞳孔里映着教室里忙碌的人影。偶尔有孩子经过时摸摸它的头，它就轻轻摇摇尾巴。
当所有人坐定后，刘梅走上了讲台。
教室突然安静下来。二十双眼睛齐刷刷地看着她，有期待，有好奇，有不安，也有纯粹的喜悦。
刘梅没有说话，而是转身面向黑板，拿起一支红粉笔。粉笔与铁皮黑板接触，发出清晰的“嗒”的一声。
她抬手，一笔一划地写下了两个字：家，园。
阳光恰好在此时透过窗户，斜斜地照在黑板上，给那两个红色的字镶上了一道金边。粉笔灰在光柱中缓缓飘落，像极细的金粉。
“孩子们，”刘梅转过身，声音不大，但清晰地传到每个角落，“从今天起，这里就是咱们的学堂。我要教你们的第一个词，就是‘家园’。”
她指着黑板：“‘家’，就是咱们住的地方，有亲人，有温暖。‘园’，就是咱们耕种的土地，有粮食，有希望。这两个字合在一起，就是咱们拼了命要守护的地方。”
孩子们仰着头，认真地听着。后排那个叫石头的男孩，也暂时忘记了爬树，眼睛盯着黑板上的字。
“学会认字，你们就能看懂仓库里粮食的标记，不会拿错种子；学会算术，你们就能算清楚收成，知道咱们能熬过几个冬天；学会常识，你们就能在野外找到吃的，受了伤知道怎么治。”刘梅的目光扫过每一张稚嫩的脸，“知识不是奢侈品，是咱们在这片废土上活下去的武器。”
她停顿了一下，声音柔和下来：“当然，学习也是件快乐的事。等你们会写自己的名字了，就可以在作业本上骄傲地签上它；等你们会算数了，就能帮爸爸妈妈算清收成；等你们认全了草药，说不定就能治好小伙伴的发烧。”
“现在，咱们从最简单的开始。”刘梅拿起识字卡片，“跟我念：人——”
“人——”孩子们齐声跟读，声音参差不齐，但充满了力量。
“一撇一捺，互相支撑，这就是‘人’。咱们基地的每个人，都是这一撇一捺，互相支撑着才能走到今天。”
第一堂课就这样开始了。
教育的推进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充满了意料之中和意料之外的难题。
最大的挑战是孩子们年龄和基础的差异。十二岁的大孩子已经有些战前的模糊记忆，学起来快；五岁的小孩子连笔都握不稳，需要从最基础的开始。刘梅想了个办法：实行“小助教”制度，让学得快的大孩子帮助小孩子。
安安自然成了第一批“小助教”。她的感知力在这里发挥了意想不到的作用——她能敏锐地察觉到哪个孩子遇到了困难，哪个孩子注意力不集中。有一次，小诺皱着眉盯着课本上的“水”字看了很久，嘴唇无声地动着，却发不出正确的读音。
“小诺，是不是觉得这个字很难记？”安安轻声问。
小诺点点头，眼里有泪光：“它......它长得不像水。”
安安想了想，拉着小诺的手：“走，咱们去湖边。”
两个小姑娘跟刘梅请示后，跑到基地旁的湖边。正是午后，湖面在阳光下泛着粼粼波光。安安指着湖水：“你看，湖水的样子——”她捡起一根树枝，在沙地上画出了“水”字的形状，“中间这一竖，像不像水流的方向？两边的这些点，像不像水溅起的水花？”
小诺看看湖面，又看看沙地上的字，眼睛慢慢亮了：“真的......真的有点像！”
“还有啊，”安安把手伸进湖水，捧起一捧，“水是流动的，这个字看起来也在流动，对不对？”
从那以后，小诺牢牢地记住了“水”字。不仅记住了，她还用类似的方法帮助其他孩子：教“火”字时带他们看篝火，教“木”字时带他们摸树干。刘梅发现后，特意在教学中加入了更多实物和场景联系。
另一个难题是那个叫石头的男孩。他十岁，正是坐不住的年纪，而且对“坐着听课”这件事有天生的抵触。开学第三天，他又在上算术课时偷偷溜了出去——这次不是爬树，而是跑去圈舍看刚出生的小羊羔。
刘梅找到他时，他正蹲在羊圈外，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那团白色的小东西。
“石头，”刘梅没有责备，而是蹲在他旁边，“喜欢小羊？”
石头吓了一跳，随即低下头：“对不起，刘老师，我又跑出来了......”
“没关系。”刘梅轻声说，“告诉我，你为什么喜欢看小羊？”
石头眼睛亮了：“它们......它们刚生下来就会站起来，虽然摇摇晃晃的，但特别努力。而且它们妈妈会一直守着，谁靠近就瞪谁，可凶了。”
刘梅笑了：“观察得很仔细啊。那你知道，这只小羊羔出生时多重吗？它每天要喝多少奶才能长大？等它长大了，能产出多少羊毛？”
石头愣住了，摇摇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