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嗓子，不仅惊醒了四邻，也把全神贯注的孙先生说书吓得魂飞天外，他“啊呀”一声，真的一头撞在墙上，额角顿时鼓起个大包。
邻居们举着灯烛棍棒赶来，只见孙先生捂着额头蹲在地上，他老婆惊魂未定指着他说“鬼”……
待弄清原委，众人哭笑不得。
孙先生第二日顶着头上的青包去茶楼说书，将自家这桩乌龙遭遇稍加改编，融入《崂山道士》的段子里，自嘲道：
“列位看官，这穿墙术学不学得成两说，可这半夜对墙用功，吓着家里婆娘，倒是真能练成‘头角峥嵘’！”
引得满堂哄笑，反而因此名声大噪，生意更红火了。
这些令人捧腹的插曲，如同投入湖面的颗颗小石子，荡开的涟漪让“聊斋”二字更加深入人心。
人们谈论它，模仿它，害怕它，笑话它，却也愈发离不开它。
宋知有的知行书肆门前，依旧熙熙攘攘，既有来买《论语》的严肃士子。
也有来寻《聊斋》的市井百姓，更有听了各种趣闻前来瞧热闹的闲人。
而坐在深宫或王府中那些真正执棋的人们，听着这些市井笑谈，神色各异。
有人皱眉，觉得有伤风化。
有人莞尔，觉其生动鲜活。
也有人，如沈此逾，在无人处轻轻翻动书页，目光掠过那些光怪陆离的故事。
心中盘算的，却是这些故事所引发的、细微却广泛的人心波动，究竟能为自己所用几分。
热闹是他们的，算计是自己的。
而这由一本书引发的、斑斓复杂的众生相，或许才是《聊斋志异》在这个时代，所绽放出的、最意想不到的“志异”之光。
日子一天天的就这样过去了。
《论语》的墨香，仿佛携着无形的力量，渗透进京城的每一道砖缝、每一扇窗棂，于细微处引发着连宋知有自己都未曾全然预见的嬗变。
国子监内，诵声与争鸣
晨钟未歇，国子监东庠的斋舍里已传出琅琅书声。
年轻监生陈启，一个来自江南水乡、家资不厚的学子，正就着窗前微光，反复诵读“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
他手中的书册，正是知有书肆刊印的《论语》，纸张挺括，字迹清晰。
以往，他只能借阅同窗家传的手抄本，字迹潦草难辨，且不敢久借。
如今，这本价格相对低廉、印制精良的官定本属于他了，指尖抚过平整的书页，心头涌起一种奇异的踏实感。
这踏实感，源于知识的可及，也源于某种模糊的、与庙堂圣意隐隐相连的荣耀。
博士厅内，一场关于“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争论正酣。
年轻的李夫子引证孟子，强调义利之辨关乎心性根本。
而另一位素来重视事功的孙夫子，则结合近年边关粮饷筹措、漕运改良等实例，认为“利”若为民为国，亦可通于“义”。
双方各执一词，旁听的监生们眼神发亮，以往这种涉及根本义理的辩论，往往只在几位大儒私下清谈时才有，且结论不容置疑。
如今，因为《论语》中这些贴近现实、解释空间丰富的句子被推到台前，类似的争论竟在博士厅公开上演。
虽然祭酒大人最终以“各有所本，然皆需以圣人之心为衡”打了圆场。
但那种敢于质疑、勇于探讨的种子，已然悄悄种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