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在科举之外，可另设针对于女子的、考核才德与实务能力的特殊“荐举”渠道，极少数优异者，经严格审核，可入宫为女官，或协助处理某些与女子相关的事务，如教化、赈济妇孺等，但其权限、品级需严加限定，绝不可与男子官员等同。
“如此，”沈此逾总结道，“既回应了部分女子‘向学’之求，将其纳入朝廷可控之正统教化体系，使其才有所用，又明确划定了界限，防止其逾越本分，冲击根本。
严惩首恶以儆效尤，略开缝隙以导流疏，或可平息争议，彰显朝廷既维护纲常、又不失教化仁恕之德，更能将此次风波，转化为彰显盛世文治之契机。”
这番建议，可谓老谋深算。
它没有给予女子与男子平等的教育和政治权利。
而是在不触动男性根本利益的前提下，开了一个极其狭窄、充满限制的“后门”。
它将女子教育重新定义和包装为“更好地相夫教子、服务家族”的延伸。
将女子的“才学”工具化，并牢牢置于家族和官府的监控之下。
但这毕竟是“开禁”，是从无到有的突破，尤其是“女学堂”和有限度的“荐举”。
为一些女子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相对正规的学习和一点点社会参与可能。
御前会议陷入更深的沉默和权衡。
最终，在皇帝略显疲惫的示意下，几位重臣综合各方意见，基本采纳了沈此逾“堵疏结合”的思路，并加以细化和折中，形成最终决议。
数日后，圣旨明发天下：
张倾词免死，终身禁于城外皇家庵堂“静思己过”，其家产罚没一半，家人不予流放，但家产罚没部分，以示惩戒。
其余涉事女子，视情节轻重，或杖责后由家族领回严管，或监禁数年。
李勃云等人查无舞弊实据，革除监生功名，永不录用，申饬后释放。
同时，诏令：“为彰教化，敦睦人伦，特许于京师及扬州、益州等五地，先行试设‘官立女学’，遴选良家女子，授以经史大义、女德女工及实用之技。另，于礼部之下，设‘女史司’，每三年一举，由各地择选德才兼备之女子，经核验后，择优录为宫中或地方女官，协理内廷教化、慈幼恤孤等务。具体章程，着礼部、国子监详议奏报。”
圣旨一出，天下震动。
男子们五味杂陈。激进者仍不满，觉得朝廷让步太多，开了坏头。
但更多人，尤其是上层士绅，在仔细阅读了那严格到近乎苛刻的女学、女官选拔条件需家族三代清白、父兄有功名或德行、本人需经严格考核和担保、人数极少、权限极小等等后，稍稍松了口气。
这更像是一种安抚性的姿态和点缀，远未到动摇根本的地步。
且“女学”所学和“女官”所为，仍在传统妇职范畴内，甚至可能有助于培养更“合格”的贤妻良母。
反对声浪虽未平息，但失去了最初那种同仇敌忾的尖锐。
而深闺之中的女子们，却是另一番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