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社会学教授首先问陈锐：“陈总，您的方案很吸引人，特别是科技赋能部分。但您如何确保‘居民主体’不是停留在宣传口号？在资本和技术强势介入的情况下，居民的真实意愿和主导权如何得到制度性保障？‘记忆元宇宙’的构建，是否会形成一种新的、由技术和资本定义的记忆叙事，反而挤压了居民多元、个体化的记忆表达空间？”
陈锐应对自如：“教授提的问题非常关键。我们有一套完整的‘居民议事规则’和‘共益分配机制’设计，会通过法律文件和社区公约的形式固定下来。科技是工具，是用来降低参与门槛、丰富表达形式的，最终的解释权和主导权仍在居民选举产生的社区理事会手中。元宇宙不是要取代真实记忆，而是提供一个创新性的保存和体验维度。”
另一位关注档案伦理的学者则问沈明珠：“沈女士，你们强调过程和非货币价值，这很可贵。但项目本身的可持续性如何保证？如果长期依赖不稳定的项目资金或有限的商业回报，一旦外部支持中断，这些好不容易建立的‘关系’和积累的成果，是否会面临中断或流失的风险？你们是否有考虑更制度化的保障？”
沈明珠承认这是目前最大的挑战之一。“我们正在探索设立社区文化基金的可行性，希望能为项目提供一点缓冲。同时，我们也希望通过产出高质量的内容和知识产品，获得更稳定的专业认可和支持。但说实话，我们还没有完美的答案。这是一条需要边走边找的路。”
讨论逐渐深入，双方的理念差异愈发清晰。永晟代表的是资本驱动、技术赋能、追求标准化规模和商业闭环的“解决方案派”；梧桐里则代表了社区深耕、关系优先、强调在地性和伦理反思的“实践探索派”。会场内隐约形成了两种观点的碰撞。
这时，一位一直沉默的、年约七十、目光矍铄的老先生（后来沈明珠得知是位资深城市规划专家）缓缓开口，问题同时指向双方：“我听了半天，有个感觉。陈总这边，像是在设计一个精美的‘记忆花园’，有规划，有设施，希望吸引人来参观、消费。沈女士这边，像是在守护一片天然的‘记忆林地’，更关注土壤、气候和林子里原有的生命。我想问，在城市更新的大背景下，我们到底更需要‘花园’，还是更需要‘林地’？或者说，两者能否共存？如果共存，边界在哪里？”
这个问题尖锐而深刻。陈锐迅速回应，强调“花园”也可以保留“林地”的生态多样性，并通过科学规划让其更健康、更宜人。沈明珠则思考片刻，答道：“也许……城市既需要精心设计的花园作为公共休闲空间，也需要保留一些不那么规整、甚至有些杂乱的林地，作为生态屏障和野生动物的庇护所。记忆工作可能也一样。我们需要一些能快速吸引公众注意、提供愉悦体验的‘记忆花园’。但也需要一些愿意承担更多不确定性和复杂性、为那些不那么‘规整’但同样珍贵的记忆提供庇护的‘记忆林地’。两者或许不必对立，但需要有清晰的自我认知和边界意识，避免‘花园’侵蚀了‘林地’生存的空间，或者‘林地’拒绝了必要的修枝和养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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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回答，委婉但坚定地扞卫了梧桐里这种“非标”实践的存在价值。
研讨会接近尾声，韩立诚做了简短的总结，感谢双方的分享，并强调研究会的平台将继续关注和探讨相关议题。散会后，几位学者围上来与双方继续交流。陈锐身边很快聚集了更多人，谈论着技术细节和合作可能。沈明珠这边则更多是深入的、一对一的探讨。
韩立诚走到沈明珠身边，低声说：“讲得不错。尤其是‘林地’的比喻。”他顿了顿，“那个陈锐，很有冲劲，但……有时候，跑得太快，容易忘了为什么出发。你们的路难走，但方向是对的。坚持下去。”说完，他拍了拍沈明珠的肩膀，转身离开。
离开图书馆时，已是傍晚。华灯初上，城市换上了另一副面孔。沈明珠走在微凉的秋风里，回想着研讨会上的交锋。她没有“赢”的感觉，但也没有输。她让另一种声音、另一种价值逻辑，在一个重要的场合被清晰听见了。这本身，就是一种胜利。
手机震动，乔妍发来信息：“怎么样？”
沈明珠回复：“一场质询。但微光还在。”
乔妍发来一个加油的表情，紧接着是一条新消息：“对了，有个事。TVE那边负责国际发行的制片人，下周要求中国出差，主动提出想来梧桐里看看。他说，看了我们的短片和工作手记，很感兴趣，想实地感受一下。”
沈明珠心头一动。国际合作伙伴的实地探访，这既是机遇，也是考验。尤其是在永晟高歌猛进、推出升级版概念的当下，梧桐里这个“记忆林地”，能否经受住来自国际专业眼光的审视？
微光虽弱，却引来了远方的注视。接下来的路，依然需要步步为营，用最真实的土壤和最坚韧的根系，去证明那份难以被复制的价值。研讨会的质询结束了，但现实的、更具体的质询，即将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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