码头医院总是弥漫着一股特殊的气味。
那是消毒水、汗水和廉价烟草混合在一起的味道，再掺上江风带来的潮湿水汽，形成一种黏腻而沉闷的气息，附着在墙壁、床单和人们的呼吸里。丁陌推开那扇漆皮剥落的大门时，这股气味扑面而来，让他不自觉地皱了皱眉。
医院不大，就两层楼。一楼是诊室和药房，二楼是病房。楼梯是木质的，踩上去吱呀作响，仿佛随时会塌陷。走廊里的光线很暗，只有几盏昏黄的电灯勉强照着，墙上贴着泛黄的“肃静”字样，墨迹已经模糊。
麻生清一的诊室在一楼最里面。丁陌敲了敲门，里面传来一声低沉的“进来”。
推门进去时，麻生正坐在桌前写病历。看见丁陌，他抬起头，脸上没什么表情，只是指了指对面的椅子：“坐。”
丁陌坐下，环视这间诊室。房间不大，靠墙摆着药柜和器械架，桌上堆着厚厚的病历本。窗台上养着一盆半死不活的绿萝，叶片耷拉着，像这医院里大多数人的精神头。
“你要找的人，我找到了。”麻生说这话时，手上还在写病历，笔尖在纸上沙沙作响。
丁陌没有说话，等着他往下说。
麻生写完最后一行字，放下笔，从抽屉里拿出一份病历，推到丁陌面前：“金永浩，朝鲜人，三十二岁。三个月前在码头卸货时被砸伤，肋骨断了三根，肺部感染，一直没好利索。现在并发肺炎，高烧不退。”
丁陌翻开病历。上面是麻生潦草的字迹，写着病人的基本情况：身高一米七二，体重五十一公斤，血型O型。还有几张模糊的X光片，胸部的阴影触目惊心。
“能活多久？”丁陌问。
麻生摘下眼镜，用衣角擦了擦：“如果不治疗，最多半个月。如果用药维持，也许能拖一个月。但也就是拖时间罢了，他的肺已经烂了一部分，治不好了。”
丁陌合上病历：“人在哪儿？”
“二楼，三号病房。”麻生说，“你要去看看吗？”
“去。”
两人起身，走出诊室。楼梯吱呀作响，每一步都像踩在腐朽的骨头上。二楼比一楼更暗，走廊尽头有扇窗户，玻璃碎了半边，用报纸糊着，风从破洞吹进来，发出呜咽般的声音。
三号病房的门虚掩着。麻生推开门，丁陌跟在后面走了进去。
病房里摆了四张床，都躺着人。最靠窗的那张床上，一个男人蜷缩在被子里，只露出半张脸。那脸瘦得脱了形，颧骨高耸，眼窝深陷，嘴唇是青紫色的，呼吸时发出拉风箱一样的嘶嘶声。
丁陌站在床边，静静地看着这个人。
金永浩。朝鲜人，在日本人的码头上干活，受伤了，没钱治，就这么一天天耗着，等死。这样的人，在上海滩不知有多少。他们从朝鲜、从台湾、从东北被招来，说是来做工，其实和奴隶没两样。干最重的活，拿最少的钱，死了往黄浦江里一扔，连个名字都不会留下。
“他能说话吗？”丁陌问。
麻生走到床边，轻轻拍了拍病人的肩膀：“金桑，金桑？”
床上的人动了动，眼皮艰难地抬起来。那是一双浑浊的眼睛，里面没有光，只有疲惫和麻木。
“这位先生想跟你谈谈。”麻生用简单的日语说——他知道这些朝鲜劳工多少能听懂一些日语。
金永浩的眼神在丁陌脸上停留了片刻，又缓缓移开。他没说话，只是咳嗽起来，咳得撕心裂肺，整个身子都弓起来，像一只煮熟的虾。
麻生赶紧从药盘里拿起一支注射器，熟练地给病人打了一针。过了好一会儿，咳嗽才慢慢平息，金永浩重新瘫软在床上，喘着粗气，额头上全是冷汗。
“他听得懂，但说不利索。”麻生说，“肺坏了，说话费劲。”
丁陌在床边的凳子上坐下。他打量着这张脸——虽然病得脱了形，但五官的轮廓还在。眼睛的形状，鼻梁的高度，下巴的线条……和他自己有几分相似。
不是完全一样，但足够了。人在病中，面容会有变化；死了之后，更是面目模糊。只要大体轮廓对得上，再配上合适的衣着物品，足够糊弄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