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守估计。”
倪光南看了他一眼。
年轻人坐在宾馆的标准间椅子上，背挺得很直。窗外的光打在他侧脸上，能看到下巴上青色的胡茬。他已经连续三天只睡四五个小时。
“你今年多大？”倪光南突然问。
“二十五。”
老人点点头，没说话。他拿起报告，翻到操作系统那一章。
这一部分是凌云独立完成的。字里行间有一种罕见的笃定，不是理论推演的那种笃定，而是像在陈述已经发生过的事实。
“你对微软的判断很悲观。”倪光南说。
“不是悲观，是现实。”凌云走到小冰箱前，拿出两瓶水，递给倪光南一瓶，“Wdows 95的代码量已经超过一千五百万行。没有人能完全审计这么庞大的系统，连微软自己的工程师都不能。这意味着，如果里面有什么不该有的东西，我们永远发现不了。”
他拧开瓶盖，喝了一大口。
“而且他们不会给我们源代码。永远不会。”
“所以你要做开源系统？”
“开源只是一个手段。”凌云说，“真正的目的是可控。源代码在我们手里，每一行代码我们都能看懂，都能修改。这才是安全的基础。”
倪光南翻到报告的最后一章。那里有一个时间表，从1998年到2012年，十五年时间，分三个阶段实现从硬件到软件的全产业链自主可控。
每一个阶段都有具体的目标、关键技术和风险评估。
写得非常详细，详细到不像是一个二十五岁的年轻人能写出来的东西。
“这些技术路线，”倪光南指着表格里的几处，“你是怎么确定的？”
凌云沉默了几秒。
“我研究过很多资料。”他说，“国内外的论文，专利，技术报告。也咨询过很多专家。最后得出的判断。”
“有没有可能太乐观了？”
“有可能。”凌云承认，“但如果连一个乐观的规划都没有，我们永远只会跟在别人后面。”
倪光南放下报告。他摘下眼镜，从口袋里掏出绒布，慢慢擦拭镜片。
“报告什么时候交？”他问。
“明天上午。”凌云看了看表，“我大伯说，领导下午有时间听汇报。”
“你亲自汇报？”
“我们一起去。”凌云说，“您讲硬件部分，我讲软件和网络部分。”
倪光南把眼镜戴回去。他看了凌云很久，久到窗外的天色完全暗下来，房间里的灯光自动亮起。
“好。”老人最后说。
他们开始最后一遍校对。凌云念，倪光南对着纸质稿检查。遇到需要修改的地方，就用红笔标出来，凌云在电脑上实时更新。
晚上八点，报告最终定稿。
凌云点了打印。宾馆商务中心的打印机开始工作，一页一页吐出还带着温度的纸张。
倪光南站在打印机旁，接过每一页，按顺序整理好。他的动作很慢，很仔细，就像在整理什么珍贵的东西。
最后一页打印完时，已经是晚上九点半。
两人都没有吃晚饭，但都不觉得饿。
凌云把报告装订成三份，一份原件，两份副本。他用的是黑色硬质封面，扉页上只印了两个字：报告。
议。
没有署名，没有日期。
“这样行吗？”他问倪光南。
老人摸了摸封面，点点头。
“内容比形式重要。”
他们收拾好东西，关掉电脑，关掉房间的灯。
倪光南站在门口，看了看手里的报告，又看了看远处长江大桥上的灯光。
“如果这份报告能被采纳，”他说，“十年后，中国会不一样。”
凌云没有接话。他招手叫了一辆出租车，打开后门让倪光南先上。
车子驶入夜晚的街道。路灯的光透过车窗，在两人脸上划过一道又一道。
报告放在中间的座位上，黑色的封面在昏暗的光线下几乎看不见。
但它就在那里。
二十五岁的年轻人和六十四岁的老人，带着这份三万字的报告，驶向1997年北京的夜晚。
而在城市的另一处，另一场关于中国计算机产业的对话，刚刚在酒杯碰撞声中结束。
历史从不相约，但它总是在同一个时刻，让不同的选择同时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