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总,沈总,欢迎。”
李伟明的英语是标准的美式口音,语速较快,握手干脆有力,
“我们直接开始?时间有限。”
“当然,李局长。”
唐彻微笑回应,三人落座。
这次沈烈坐在了唐彻左侧,与李伟明直接相对——
这是一个平等的技术对话姿态。
与施密特的严肃风格不同,李伟明一开口就聚焦实际操作:
“沈总,我研究了你们的技术白皮书。概念很吸引人,但我们关注实际应用效果。你们提到的区块链权限管理,在跨司法管辖区执行时如何解决法律冲突?特别是东盟各国法律体系差异很大。”
这个问题与施密特的问题有相似之处,但侧重点完全不同。
欧洲人关注合规性,新加坡人关注可执行性。
沈烈调整了回答策略,减少了技术术语,增加了案例说明:
“李局长的问题很实际。我们设计了一个多层次框架,简单说就是‘共同标准+本地适配’。”
他调出另一组演示材料,这次不是技术架构图,而是地图和流程图:
“以东盟地区为例,我们与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合作进行了六个月的试点。第一阶段,我们与两国法律专家共同制定了《跨境安保数据共享最低标准》,只有十条核心原则,确保各国都能接受。”
地图上亮起了印尼和马来西亚的区域:
“第二阶段,两国在这个最低标准基础上,各自添加了符合本国法律的特定细则。比如印尼要求所有涉及公民数据的操作必须有本国监管人员在虚拟会议室监督;马来西亚要求数据留存期限不得超过其个人信息保护法规定的上限。”
“最关键的是第三阶段,”
沈烈切换到试点数据页面,“我们开发了动态法律引擎。当印尼数据在马来西亚处理时,系统会自动同时加载两国的法律规则,执行更严格的那一套。六个月试点期间,系统处理了超过两万次跨境数据请求,零法律违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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