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烈回答得毫不回避：
“局长的担忧非常现实。对此，我们有三重保障。第一，全过程可验证构建：平台的每一次核心代码编译、生成可执行文件的过程，都将由参与国共同指定的、中立的第三方机构监督，并使用多方签名机制，确保产出的软件与公开的源代码完全一致，无人能暗中篡改。第二，硬件安全模块与可信执行环境：平台的关键密码学操作将在国际公认的、由多国共同监管生产的硬件安全模块中进行，从物理层面隔离风险。第三，持续的红色对抗演练：我们欢迎并资助由各国顶尖白客组成的独立团队，对平台进行不间断的渗透测试和攻击模拟，发现漏洞，即时公开，共同修复。信任不能只靠承诺，必须建立在可验证、可审计的技术事实之上。”
局长神色稍缓：
“具体的审计机构名单和硬件标准何时能确定？”
“平台筹备委员会成立后的首要任务之一。”
沈烈答道，
“我们提议由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和国际电信联盟（ITU）牵头，各国专家共同参与制定。”
德国联邦刑事警察局代表的提问则聚焦法律细节：
“沈先生，您提到了与GDPR的兼容性。但GDPR对数据跨境转移有极其严格的规定，特别是向欧盟委员会未做出‘充分性认定’的国家转移。平台架构如何从本质上满足‘经批准的约束性公司规则’或‘标准合同条款’的要求？特别是当数据分析可能涉及欧盟公民个人数据时？”
这涉及到极其专业的法律技术细节。
沈烈显然有备而来：
“我们平台的核心——联邦学习和差分隐私——其设计哲学本身就与GDPR的‘数据最小化’、‘目的限制’和‘隐私默认设计’原则高度契合。在联邦学习模式下，原始个人数据从不离开本国数据中心，跨境流动的只是加密的、无法反推原始数据的模型参数更新。这本身就不构成GDPR意义上的‘数据跨境转移’。在需要进行协同分析时，我们采用经过欧盟数据保护委员会预先批准算法的‘安全多方计算’和‘差分隐私’技术，确保输出结果已满足k-匿名性和差分隐私预算要求，不包含可识别个人的信息。所有流程均有可审计的日志，符合‘问责制’原则。我们已经准备了长达两百页的法律与技术兼容性白皮书，会后即可提供。”
德国代表扶了扶眼镜，在笔记本上快速记录：
“白皮书我们需要。另外，希望安排我们的数据保护官与贵方技术法律团队专题会议。”
“随时可以安排。”
沈烈示意助手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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