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刺破雾霭时，周芷宁已经坐在图书室的窗前，对着笔记本电脑敲打“星光计划”的项目申请书。申请截止日期是下周五，她还有七天时间把那些零散的想法组织成有说服力的文字。
过去的一周里，她和祁夜见了三次面，每次都在孤儿院的小会议室，像真正的合作伙伴一样讨论项目细节。祁夜带来了商业计划书的模板，教她如何制定预算、设定里程碑、评估风险。周芷宁则分享她对孩子们的理解，提出哪些艺术形式可能最适合情感表达。
这种协作很新鲜——平等，专注，目标明确。祁夜依然会下意识地主导谈话，但每当周芷宁提出不同意见，他会停下来，认真倾听，然后调整。这种变化微小而坚定，像春天的第一场雨，悄无声息却滋润大地。
“周姐姐！”小雨的声音从门口传来，“有记者来了！”
周芷宁的手指停在键盘上：“记者？”
“嗯！拿着相机和话筒，院长奶奶让我来叫你。”
一种熟悉的恐慌从胃部升起，像冷水漫过心脏。记者意味着曝光，意味着被审视，意味着过去可能被挖出来——她的抑郁，她的自杀未遂，她和祁夜病态关系的开端。这些私密的伤痕，一旦暴露在公众目光下，会变成怎样的故事？
她深吸一口气，关闭电脑，跟着小雨走向院长办公室。走廊里，她听见陌生人的交谈声，夹杂着相机快门的咔嗒声。
办公室里，除了院长，还有两个人：一位三十多岁的干练女性，短发，穿着米色西装外套；一位年轻男性，扛着摄像机。
“周小姐，你好。”女性记者主动伸出手，“我是《城市周刊》的记者林晓，这是我的摄影师小王。我们想采访关于‘星光计划’的筹备情况。”
周芷宁愣住了：“你们怎么知道‘星光计划’？”
“祁夜先生联系我们的。”林记者微笑，“他说你正在策划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儿童心理支持项目，值得被更多人知道。”
祁夜。周芷宁的心沉了一下。他没有和她商量，就直接联系了媒体。这算不算越界？但转念一想，项目确实需要宣传，需要公众关注才能获得更多支持。他只是……行动得太快，没有给她心理准备的时间。
“采访需要多久？”她尽量保持平静。
“一个小时左右。主要是想了解项目的初衷，你的个人经历如何启发这个项目，以及未来规划。”林记者已经打开了录音笔，“我们可以从你为什么选择在孤儿院工作开始吗？”
为什么选择在孤儿院工作？因为无处可去？因为需要逃避？因为在这里，她的痛苦不再特殊，而是众多痛苦中的一种？
周芷宁在院长旁边的椅子上坐下，双手交握放在膝盖上。她看见自己的手指——纤细，苍白，无名指上的戒指在日光灯下闪烁。这个细节，记者一定会注意到。
“我在这里做义工，是因为……”她停顿，寻找合适的词语，“因为我相信，痛苦需要被分享，创伤需要被看见。这些孩子教会我，即使在最深的黑暗里，人依然有能力寻找光。”
林记者记录着，眼神专注：“听说你自己也有心理健康方面的经历，这如何影响你对项目的设计？”
问题来了。周芷宁感到喉咙发紧。她看向院长，老太太轻轻点头，眼神里是鼓励——说吧，孩子，你的故事是你的力量，不是你的羞耻。
“是的，我有抑郁症病史。”周芷宁听见自己的声音，平静得让自己都惊讶，“曾经严重到想要结束生命。正是那段经历，让我理解不被听见的痛苦有多窒息。‘星光计划’的核心，就是创造一个安全的空间，让孩子们可以用艺术表达那些无法用言语诉说的情绪。”
“包括你自己的故事吗？你会和孩子们分享吗？”
这个问题更尖锐了。周芷宁想起和祁夜的讨论——关于成年人是否应该分享自己的创伤。他说：“如果我们自己都羞于谈论伤口，又怎么能教孩子们坦然面对他们的？”
“会。”她终于说，“适当地，在合适的时机。不是为了博取同情，而是为了展示：你看，我也受过伤，但我还在努力生活。你也可以。”
采访进行了四十五分钟。林记者的问题专业而深入，从项目细节到心理健康的社会偏见，从艺术疗愈的理论基础到实际操作可能遇到的困难。周芷宁起初紧张，但渐渐进入状态——这是她熟悉的话题，是她亲身经历的领域，是她真心相信的事业。
最后，林记者问起了戒指：“周小姐，我注意到你戴着订婚戒指。方便透露你的未婚夫对项目的支持吗？”
空气微妙地凝固了。周芷宁的手指下意识地蜷缩起来。她可以含糊带过，可以说“他很支持”，可以转移话题。但她看着记者期待的眼睛，忽然决定说实话。
“我的未婚夫是祁夜。”她说，清晰而平静，“他确实提供了很多帮助——专业建议，资源对接，情感支持。但我们有明确的协议：这是‘我’的项目，他只是协助者。这个界限对我们都很重要。”
林记者的眼睛亮了一下。祁夜的名字在商业圈很有分量，他的情感生活一直是八卦小报猜测的对象。但周芷宁主动提及，坦率而克制，反而让这个话题失去了猎奇色彩。
“我能理解成，这个项目也是你们关系新模式的一部分吗？”记者追问。
周芷宁思考了几秒：“可以这么说。我们在学习如何既彼此支持，又保持独立；如何既共享生活，又尊重边界。‘星光计划’某种程度上，是我们共同成长的一个见证。”
采访结束时，林记者收起录音笔：“报道会在下周三刊登。我们会侧重项目的专业性和社会意义，而不是个人隐私。谢谢你的坦诚。”
记者离开后，周芷宁在院长办公室坐了很久。窗外的阳光已经很高，院子里孩子们在上体育课，哨声和笑声交织。
“你做得很好。”院长递给她一杯茶，“真实而有尊严。”
“我只是……说了实话。”周芷宁捧着茶杯，感受着瓷器的温热，“但说实话很可怕，因为你不知道别人会怎么解读，怎么扭曲。”
“那就让报道出来再说。”院长温和地说，“现在，你需要继续做你该做的事。”
回到图书室，周芷宁打开手机，发现祁夜已经发了好几条短信：
“林记者联系你了？抱歉没有提前和你商量，但她的专栏很有影响力，对项目申请有帮助。”
“如果你不愿意，我可以取消采访。”
“需要我过去吗？”
每一条都透着小心翼翼，透着对她反应的担忧。周芷宁回复：“采访结束了。我说了我们的事，包括戒指，包括协议。希望没问题。”
几乎是立刻，电话打过来了。
“芷宁，你……”
“我说了实话。”她打断他，“我觉得，与其让别人猜测、编造，不如我们自己定义叙事。我们的关系可能不常规，但我们在努力让它健康。这没什么可耻的。”
电话那头是长久的沉默，然后祁夜的声音传来，有些沙哑：“你不怕……那些过去被挖出来吗？你的抑郁症，我的控制欲，我们病态的开始……”
“怕。”周芷宁诚实地说，“但如果我们永远躲在阴影里，就永远无法真正走到阳光下。而且，”她停顿了一下，“我相信林记者是专业的，她会侧重项目本身。”
“我会确保她这样做。”祁夜的声音里有种熟悉的保护欲，但很快他补充，“我的意思是……我会和她沟通报道角度，但最终尊重她的专业判断。”
这个补充很重要。周芷宁笑了：“好。那你忙吧，我还要改申请书。”
“需要帮忙吗？”
“暂时不用。有需要我会说。”
挂断电话后，周芷宁重新打开申请书文档。但她的注意力无法集中，刚才采访的那些问题在脑海里回荡，混合着对报道可能引发反响的焦虑。
她起身，走到书架前，手指无意识地划过书脊。那些关于心理创伤、艺术疗愈、儿童发展的书籍，是她这两周的精神食粮。她抽出一本《创伤与叙事》，翻开，扉页上有一行铅笔写的字：“故事拯救生命——当我们讲述创伤，我们就夺回了定义它的权力。”
夺回定义权。这句话击中了她。是的，这就是为什么她愿意接受采访——不是为了暴露隐私，而是为了夺回对自己故事的定义权。抑郁症不是她的全部，祁夜的控制欲不是他们关系的全部。他们有挣扎，有错误，但也有成长，有努力，有在黑暗中彼此摸索的温柔。
下午，她继续修改申请书。四点钟，小雨跑来图书室，眼睛红红的。
“姐姐，那个记者……会写我的故事吗？”
周芷宁心里一紧。她蹲下身：“不会的，小雨。记者来采访的是‘星光计划’，是个帮助很多孩子的项目，不会单独写任何孩子的故事。我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