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的第二周，春风彻底吹走了最后一丝寒意。经贸大学函授部的梧桐树已是一片新绿，可教研室里的气氛却有些反常的凝重。
周三下午下课后，晓晓刚收拾好书包，就被班长叫住了：“谭晓晓同志，沈教授让你去一趟教研室。”
教室里还没走的几个同学抬起头，目光复杂。晓晓心里咯噔一下，面上却平静：“知道了，谢谢。”
教研室里，沈教授坐在办公桌后，桌上摊开几份作业。见晓晓进来，他推了推眼镜，神色严肃：“谭晓晓同志，你先坐。”
晓晓在他对面坐下，背挺得笔直。
“这次的小组作业，”沈教授拿起一份文件，“你们组的方案很出色，特别是关于中日贸易文化差异的分析，很有见地。”
“谢谢教授。”晓晓谨慎地说。
“但是，”沈教授话锋一转，从抽屉里又拿出另一份作业，“有同学反映，你们组的这份作业，和这份参考资料……内容高度雷同。”
晓晓接过那份所谓的“参考资料”。
是一本油印的小册子，封皮已经磨损，内页用繁体字印刷，明显是早年港台流传进来的资料。
她快速翻了翻，心沉了下去——有几个段落，确实和他们作业里的表述很相似。
“教授，”她抬起头，“这份参考资料，我以前从没见过。”
“可对方提供了证据。”沈教授又从文件袋里抽出一张纸，“这是一位同学的证词，他说看见你上周在图书馆借阅过这本资料。”
晓晓盯着那张纸。上面的字迹工整，签名是“李文斌”——系里有名的关系户，父亲是某部门的领导。
她忽然全明白了。
“教授，”晓晓的声音很稳，“我可以看看李文斌同学的作业吗？”
沈教授犹豫了一下，还是抽出了另一份作业。
晓晓接过来，快速浏览。看完，她心里最后一点疑虑也消失了——李文斌的作业里，不仅抄袭了他们组的核心观点，还抄错了一个关键数据。
而这个错误，正暴露了他根本没理解这个数据的意义。
“教授，”晓晓放下作业，“李文斌同学作业的第3页，提到‘1977年中日贸易总额为12.8亿美元’，这个数据是错的。”
沈教授皱眉：“你怎么知道？”
“1977年中日贸易实际总额是14.3亿美元。”晓晓一字一句地说，
“12.8亿是1976年的数据。而且，这个14.3亿里，中国对日出口占5.7亿，进口占8.6亿，逆差2.9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