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元年四月初一，那道震动整个大明宗藩体系的诏书早已被载入史册，成为过往。
朱由检在登基之初，便以罕见魄力下旨：自即日起，停止向所有宗室子弟发放定额禄米；同时，允许宗室子弟脱去“禄蠹”之籍，从事士农工商诸业，与齐民无异。
此诏如巨石投湖，激起千层浪，哀叹者有之，咒骂者有之，茫然无措者更多。
然而，朝廷意志坚决，执行雷厉，数年下来，许多旁支远系的宗室子弟，为谋生计，不得不放下天潢贵胄的虚架，融入市井。
时间的浪潮冲刷着旧日痕迹。到了崇祯二年春天的殿试，一个前所未有的名字出现在金榜之上。这位中试的年轻进士，追溯其祖上，赫然是仁宗皇帝之子、赵王一脉的后裔。尽管其家族早已式微，与寻常书香门第无异，但他考取进士功名的事实，依旧如同一枚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在大明宗室这个沉寂了二百多年的庞大体中，漾开了一圈微不可察却意义非凡的涟漪。他成为了大明开国以来，第一位凭自身才学考取朝廷正式功名的宗室子弟。此事在朝野间被议论了许久，更多人开始重新审视那道崇祯元年的诏书背后，可能蕴含的、更深远的图谋。
时光流转，转眼已是崇祯四年春深。骊倩那番关于子孙后世命运的平静话语，如同投入朱由检心湖的石子，激起的涟漪久久不散。
他开始更审慎地思考，除了借助外力“削藩”这等酷烈且后患难测的手段外，是否还有其他更系统、更能长治久安的方法，来解决这个寄生在帝国肌体上二百余年、尾大不掉的宗室问题。
接下来的日子里，万寿宫御书房内的灯火常常亮至深夜。
朱由检召来了内阁首辅韩爌、礼部尚书钱谦益、兵部尚书孙承宗等几位心腹重臣。他没提借刀杀人之策，而是将话题引向宗室制度的根本。
君臣数人，在那张巨大的紫檀木书案旁，对着历代宗藩条例、玉牒谱系、各地藩王奏报反复商讨，辩论，推敲。朱由检不再仅仅是听取意见，更多时候，他会提出一些框架性的、听起来极新奇甚至有些“离经叛道”的构想。这些构想，隐隐带着他那个世界某些制度设计的影子，却又被巧妙地嵌入了大明当下的现实与礼法框架之中。
经过数轮紧锣密鼓的斟酌与细节打磨，一套前所未有的、旨在从根本上重塑宗室生态的方案逐渐清晰。
朱由检将其定名为《宗藩考成新例》。
崇祯四年四月初一，辰时初刻。
奉天殿内钟鼓齐鸣，大朝会如期举行。文武百官分列丹陛两侧，气氛庄严肃穆。端坐于龙椅之上的朱由检，面色平静，目光扫过殿中诸臣，最后缓缓开口，声音沉稳地传遍大殿的每一个角落。他并未过多赘言，直接命司礼监掌印太监王承恩，当众宣读了那份早已拟好、用印完备的《宗藩考成新例》诏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