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昭刚回到京城，鞋底还沾着永宁县的泥。那个孩子问他“下个月我们村也能通水泥路吗”的声音还在耳边。他没回答，只是笑了笑。他知道，答案不在嘴上，在田里，在路上，在百姓的饭碗里。
可他刚踏进尚书省值房，就听见外面一阵脚步声。几个官员聚在廊下，说话声音不大，但字字往他耳朵里钻。
“听说东沟那段渠又塌了半尺？”
“可不是嘛，还说是‘临时加固’，我看是偷工减料！”
“林大人现在是红人，谁敢查？可纸包不住火。”
林昭没停下，径直走进屋，把公文袋放在桌上。他不生气，也不辩解。这些话他听过太多次了。从县试到殿试，从修渠到建窑，每次他往前走一步，后面就有十个人说他走得太快。
但他知道，走得快的人，不是不怕摔，而是摔了也得爬起来继续走。
早朝那天，天还没亮透。林昭穿好官服，站在大殿角落。百官按品级站定，气氛和往常不一样。没人低声议论，也没人互相打招呼。安静得有点反常。
礼部尚书刚念完一道例行奏报，一名白须老臣突然出列，声音抖得像风里的旗。
“陛下！”他跪下，“臣有本启奏！”
皇帝抬眼：“讲。”
“林昭所推新政，表面风光，实则隐患重重！”老人抬头，目光扫过林昭，“三县试点，道路未全通，水渠两度塌陷，育苗损耗高出旧法三成！此等疏漏，竟被粉饰为‘成长阵痛’？”
他顿了顿，声音更响：“昔年王安石变法，何尝不是以利民为名，最终却致天下骚动？今日林昭所为，岂非重蹈覆辙？”
这话一出，殿内哗然。
有人点头，有人皱眉，也有人低头不语。林昭站在原地，手垂在袖中，一根手指轻轻敲了敲掌心。他在记要点——哪条路、哪段渠、哪个数据被拿出来当枪使。
他没反驳。
因为这时候开口，只会被人说“心虚暴怒”。他要等，等这些人把话说完，等皇帝心里那根弦绷紧了，再递上自己的答案。
又有两人附议。一个说水泥砖成本太高，浪费国帑；另一个说农户被强征劳役，怨声载道。说得有鼻子有眼，连某村老农夜里哭坟都编出来了。
林昭听着，心里反而踏实了。
他知道，越是这种时候，越说明他们拿不出真正的大错。只能揪着边角料炒冷饭。
皇帝听完，久久没说话。最后只问了一句：“林卿，你有何话说？”
林昭上前一步，行礼：“陛下若疑，臣愿接受彻查。”
就这么一句。
没有喊冤，没有表功，也没有指责同僚造谣。他就这么静静站着，像一块石头。
皇帝看着他，眼神变了。不是怀疑，也不是愤怒，而是一种犹豫。那种“我本想信你，可众人皆言不可”的动摇。
这比骂他还难受。
但林昭明白，这就是权力场的规则。你做得越好，别人就越要找出你不好。哪怕只是一粒灰，也能被吹成一座山。
退朝后，他直接回了府。
门刚关上，阿福就跑进来，手里抱着一摞文书。“大人，都察院那边递了折子，说要严查新政执行情况。还有几份民间诉状，都是告工程扰民、强征劳力的。”
林昭接过来看了看，全是些鸡毛蒜皮的事。比如某家猪圈被占了半尺地，某户运粮车堵在路上耽误买卖。有的甚至根本不是试点范围内的事，也被硬扯进来。
他放下文书，走到书案前，拉开抽屉，取出一叠纸。
这是三县的日志。每天几点开工，用了多少人，烧了多少柴，产了多少砖，清清楚楚。他还让人做了对比图：新法种稻和老法种稻的亩产差额，水泥路和土路的维护成本，排水渠的灌溉效率。
他要把这些摊开，让所有人看到，什么叫“短期问题”，什么叫“长期收益”。